从古籍上刻工题名能知道什么?雕版印刷 在中国古代,一部书稿杀青付梓而成雕版印本,需要经过多道工序:书工依设计好的版式将文字缮写于纸而成版样;刻工将版样扣于木板,持刀刻字而成印版(阳文反字);印工在印板上均匀刷墨,然后将纸覆于印板上刷印而成书页;装订工将书页合而订之是为雕版印本。 雕版印刷术因简便易于掌握,自隋唐发明以降,绵亘千载,久盛不衰,为世人留下了浩若烟海的图籍。 历代刊印的古籍在公库及私家藏书楼中得以保存、流传和利用。然而这些曾经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为传播社会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工匠们却名不见典册,其踪迹也就难觅了。 幸好有些雕版刻工在镌版时随手把自己的姓名也刻在了书的中缝上,这就成为我们现在赖以掌握的有关刻工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刻工在印本书中有意或无意留下的姓名我们称之为刻工题名资料。匠户出身的刻工社会地位低下,时人未予注意,其事迹不见载籍,偶有记述,大都是只言片语,未道其详。历代文人墨客对印本中的刻工题名资料更是不屑一顾,视而不见,结果在古籍版本鉴别上出了问题。 厉鹗 细检下书口,见题李潮、陆先、六(陆)宗华、张敖和周永日等刻工姓名。经过查检,发现这几位刻工并见明嘉靖六年震泽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翻刻宋本《史记》。王刻《史记》『工始嘉靖乙酉(四年)腊月,迄工于丁亥(六年)之三月。』经比较,这两个本子的行款、字体、版框高广俱合无异。为了进一步确定这几位刻工的活动年代,经查检得知,刻工李潮和张敖在明嘉靖三年时曾为徐氏刊刻《唐文粹》(此书今北京图书馆藏),李潮、陆宗华和周永日在明嘉靖九年时曾为南京国子监刊刻《史记》(此书今藏天津图书馆)。 《史记》 厉鹗收藏的这个《史记》残本与明嘉靖六年王氏翻刻宋本《史记》是同版印本。明版书在清初时犹如今天见到清版书一样,举手可得,无足轻重。倘若厉鹗作为一名文人和藏书家有一点点古籍刻工方面的知识,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然而,厉鹗视书中所载刻工而无睹,将普通一部明版残本定为南宋本而宝之,注成大误,可谓智者一失是也。 古籍上刻工题名资料的实用价值 吴湖帆绘制《梅花喜神谱》册尾画 从现在所知宋元刻工题名资料来看,最有充当甲本价值的是宋元雕造的《大藏经》。一部《大藏经》的雕印,往往集一个地区雕版良工于一帙,人数一般在五、六百位,题名时多冠籍贯,而且单经之后附载刊版年代。笔者曾将宋元刊《碛砂藏经》(影印本)所载刻工及书工逐一搞录下来,共得刻工及书工六百六十馀位,经稍加排比后,利用起来甚感方便。 《大藏经》 现存原版宋刊《大藏经》借阅不便,倘若典守者有志于此,分别将所藏《大藏经》(或零本)所载刻工摘录下来,通力合作,编成一个单经刊载刻式,刻工刊刻单经的《刻工表》,无疑将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 《两汉策要》 毛氏汲古阁雇刻工刊书,自己并不执刀刻字,而穆氏躬自剞厥,设肆经营,这是两者不同之处。在清代嘉庆以后的刻本中,刻本题名出现了某某『局』刻款式,上举穆氏题名外,诸如刻工汤晋苑于咸丰二年刻《仪礼正义》时署『苏州汤晋苑局刻』,刻工毛上珍在光绪间刻《风世韵语》时题『吴郡毛上珍局刻印』等。盖『局』与『肆』相类,设肆刻书,自任刊工,此又一类刻工是也。 《仪礼正义》 刻工从事雕版业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宋元时期,书版文字崇尚颜欧柳,精雕细镂,费时费工,需众工合作为之,反映在宋元传本中,在书口中缝下处可见一书多载数位刻工。 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刻工代表 徽州虬村黄氏雕刻 黄姓刻工从业时活动范围较小,一般不出周围地区。与黄姓刻工相反,一些散户刻工身怀技艺,受雇于人,远走他乡,到外地刻书,甚至更有到国外刻书者。 徽州歙邑仇村黄姓刻工作品 据日人义堂《空华日工集》『应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条』记载:『唐人刮字工陈孟千、陈伯寿二人来,福州南台桥人也。丁未年(日本贞治六年,一三六七年,元代至正二十七年)七月到岸。大元失国,今皇帝改国为大明。』文中所称『唐人刮字工』,即指中国雕版刻工。 中国雕版刻师 其中刻本传最多、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首推俞良甫。这位俞姓刻工家住福建莆田县仁德里,身怀雕版技艺,携带部分藏书,来到日本刻书,与清代穆大展相类,经营雕版业,并躬任剞劂。 俞氏传统木刻雕版 据传考知,他刻的最早的一部书是与刻工彦明合刻的《月江和尚语录》,时在应安三年(一三七○年,明代洪武三年),他刻的最后一部书是在应永二年(一三九五年,明代洪武二十八年)刊刻的《般若心经疏》。据此推算,良甫抵达日本的时间其下限是洪武三年,在日本从事刻书时间不少于二十六年。其刊刻之书今有传本者凡十三部。良甫刻书以精审名世,在日本书志学上被誉为『俞良甫版』。 俞良甫刻书《刊记》 中国雕版刻工于元亡明兴之际,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促进交往抑或逃避战乱,东渡扶桑,在日本继续从事刻书业,为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刻书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中国各级图书馆里庋藏的三千种日本翻刻汉籍—和刻本来看,除于正文某些字词施以日文训点外,绝大多数和刻本与中国古籍版式字体、刊书风格并无两样,由此观之,这与中国刻工直接参与日本刻书活动不无关系,中国雕版刻工在古代中日民间效史上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 俞良甫曾经雕刻的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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