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沧桑600年:原稿毁于大火 正本失踪

时间:2018/3/11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永乐大典》沧桑600年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皇帝命内阁首辅、有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成书11095册,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2018年2月8日至3月2日,国家图书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向读者开放展示,还邀请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其中一个展柜展出的单独一册《永乐大典》,是这部皇皇巨著的散落残本最近也是最后一次现身——今年59岁的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程有庆,每次回忆起11年前在上海偶遇那一册《永乐大典》,都觉得是一个幸运的意外。

  2007年5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随后派遣专家组到各地调研古籍的相关情况。11月,程有庆和杨成凯一组,前往江浙沪,同一时间,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这三地调研金石碑帖。

  “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们说,有一个上海的老邻居有《永乐大典》,想请我们看看。当时觉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还是答应了。”程有庆记得,那天晚上8点,这位已经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楼等他们,进到房间,拿出两册《永乐大典》。

  “第一册,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点凉;第二册,从古籍真伪的鉴定来看是真的,书还保存着明代的包背旧装,可几位先生都不敢相信。”程有庆读过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书中收录有《永乐大典》目录和已知现存的册目,“只要查那个表,就能知道这一册的内容对不对得上。我当即打电话给我父亲,请他帮我查,确认了这一册不在现存册目中”。

  物和内容都确定了,程有庆和杨成凯才敢跟国家图书馆汇报此事。后来,袁女士又带着此书专程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组织傅熹年、张忱石等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确认无误。最终,这一册《永乐大典》回归故土,入藏国家图书馆。

  《永乐大典》历经600年风雨沧桑,从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到今仅剩400余册,她的聚散离合也是中华古籍的悲欢缩影。

  2018年2月8日至3月2日,国家图书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向读者开放展示,还邀请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从《文献大成》到《永乐大典》,史上最大百科全书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难”之名,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元“永乐”。也许是因为皇位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永乐皇帝就想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

  从永乐元年到次年十一月,编书任务完成,永乐皇帝赐名《文献大成》。然而,翻了翻书,永乐皇帝很不满意,觉得远远没有达到辑“百家之书”的要求,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又命令重修。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第二稿完成了,这一次,皇帝很满意,正式将其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装成11095册。

  《永乐大典》开本高50厘米,宽约30厘米,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洁白柔韧。作为大型类书,《永乐大典》除将各个门类事物的首字用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文字为红色,断句和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是写本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搜集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图书资料,将相关内容的一句、一段或者整篇、整部书摘引抄录。永乐皇帝在此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即便是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说法,也都一并摘抄,这一点似乎比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要大度得多。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学科的资料,并依据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它把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文献汇编在一起,很像西方的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就将《永乐大典》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原稿毁于大火,正本神秘失踪

  《永乐大典》编纂不易,书成之后更是命途多舛。

  万册的巨大体量难以实现雕版印刷,《永乐大典》的所有内容均为手抄而成,永乐六年(1408)冬才完成抄写,是为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至于原稿,则一直没有离开南京,弘治皇帝曾想把原稿带到北京,但未能如愿。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宫内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永乐十九年(1421),《永乐大典》正本随文渊阁图书一起被运到北京,暂存于奉天门东庑,但不巧宫中发生火灾,于是书在奉天门一放就15年,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被送到宫中文楼,那已经是永乐帝曾孙朝的事了。

  “《永乐大典》体量太大,其实历代皇帝都看得不多,书被束之高阁。直到嘉靖皇帝,他喜欢,经常在案头放几本,时时翻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也正是嘉靖皇帝的珍视,为《永乐大典》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都被烧毁,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楼,赶紧命人把《永乐大典》正本抢运了出来。他对这部书是真爱,害怕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于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任命高拱、瞿景淳两位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抄副本也是一项大工程,当时招选了誊录、绘画生员109人,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全按照《永乐大典》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只能誊抄3叶,不得涂改,每册结尾处还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的名字。所以,正本和副本在内容和外观上没有区别。

  可惜,嘉靖皇帝没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他驾崩时也尚未完成,直到次年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大功告成,共耗时5年。

  然而,自从副本完成后,《永乐大典》正本就下落不明了,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引发诸多猜测。陈红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全都是副本。一整部正本,人间蒸发,没有任何毁损和去向的记录。”

  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随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毁于明万历年间的火灾,三是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五是毁于清乾隆年间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宬(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位于今北京天安门东的南池子大街)的夹墙内。

  很多人愿意相信,书还在,也有很多人等待着书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副本已知存世仅400余册,谁“拿”走了《永乐大典》

  谁“拿”走了《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放置于翰林院。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编纂完《四库全书》,曾对《永乐大典》副本做过清查统计,还剩9881册,已经有千余册不知所终。当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3位大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但搜寻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只能不了了之。

  副本最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英法联军入侵,清廷议和,自此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有的翰林院官员尤其“擅长此道”。时人记载,“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在当时,洋人花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堪称价廉物美。

  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朝廷很生气,严肃追究监守自盗的官员,“交刑部毙于狱”。然而后浪推前浪,严刑并不能阻止贪婪的人,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900余册,说明11年间,以平均一天一册的速度,又有4000余册不知去向。

  《永乐大典》的另一大劫难就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把位于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也烧了,《永乐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回了330册,但已经有很多被焚毁或窃取。

  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刻带着几个人赶到翰林院,每人带走了几本。后来,英国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托马斯·比格(Thomas Biggin)也盗走了一些。

  英国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乐大典》的踪迹。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保管,仅存64册。

  从成书11095册到仅存64册,《永乐大典》历经500年沧桑,等待重生。

  归集国家图书馆,山东老太太也送来了一册

  1949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

  北京图书馆在1951年8月特地举办了《永乐大典》的展览,表彰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这更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热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将家藏的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

  《永乐大典》之珍贵稀有,发现一册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发现的两册,堪称传奇。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陈红彦回忆,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这一册是《永乐大典》(卷3618、3519“门”字韵),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如今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根据这册《永乐大典》中的“凌花双龟背”图设计的。

  而《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现,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故事。至此,经过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另有200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

  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

  对后世而言,《永乐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辑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经亡佚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借此才得以传世至今,因此,《永乐大典》也被称为“辑佚的渊薮”。而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的辑佚工作,当属《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用《永乐大典》辑佚,当时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有不少书都被编入了《四库全书》。

  陈红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永乐到乾隆,虽然相隔只有300多年,但已经有几百部书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元代时传本已经湮没,是被清代著名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里辑出的。这标志着我国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

  即便现在只剩400余册,也还能从中辑出文献。程有庆介绍,自己小时候最爱看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文献学家赵万里从《永乐大典》“话”字韵中辑出的整部话本,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也从中辑出了元代的《禅林类聚》……

  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郑振铎曾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书的命运往往与国之命运相依,《永乐大典》数千册的灰飞烟灭不过百余年时间,今日之存不过百之三四:她留给后人的是财富,也是警钟与责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本文图片除署名者外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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