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孙洵著《民国书法史》初版

　　《民国书法五大派，派派惹人爱》《民国20人20作，20泰斗20风骨》《民国十大才女书法》《书画收藏潜力大，民国书法最值钱?》……在微信中搜索“民国书法”一词，可以看到若干相关微信，或从作品、派别方面褒扬，或从人格、收藏各项热捧，莫不以赞叹追慕民国书法、书家为尚。

　　不独微信圈，近些年，一些博物馆、美术馆、拍卖行相继举办近现代书家、名人书法展或拍卖专场，虽鲜挂“民国”之名，但所展所拍作品多为民国中人所书，如“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近现代名人书札展”“近三百年江右先贤书画展”“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名士风流侠士剑——章士钊致潘伯鹰及友朋诗稿、书札”“猗欤新命—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名人墨迹文献专场”等。民国书法到底魅力何在，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确定、价值如何评估，对当下书法界又有何启发?　　

　　“民国热”下的书法出版物

　　中华民国(1912—1949)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说民国书法，不能不先说近10年兴起的“民国热”，从之前的“高烧不退”到如今的“略有降温”，可以看出公众希图从探求真相和怀旧情绪中获取知识补给和心灵慰藉的路径。此一热潮波及书法界，使之也获得了一次重新回视过往的机会，并产生出若干纷杂的研究文本和出版成果，在书法界鲜有热点的当下，民国书法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价值和原先未被开掘的能量正在一步步被认知和释放，而这一切对于书法界来说像是一种迟来的“补给”。

　　说是“迟来”，是因为书法界对民国书法的回视起步并不算早，这从相关研究文本和书籍的出版年份便可知晓。

　　初版于1998年、由孙洵所著的《民国书法史》，是目前所见将民国书法作为完整研究对象的一本影响力较大的专著。此外，相关出版物还有不少，譬如四川美术出版社编的《民国时期书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民国名人手迹》(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编的《辛亥百年百位名人墨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郑一增编的《民国书论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朱万章主编的《民国政要书法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王贵忱、王大文编的《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华书局2012年版)，陈彬龢、查猛济编著的《民国文存5：中国书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遗产文化研究院编、赫俊红主编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末民国书画印本书目》(中华书局2012年版)，沈传凤、舒华编撰的《民国书法篆刻人物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管继平编著的《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龚方纬著、宗瑞冰整理的《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沈广杰著的《民国辽沈金石书画史：1911—1949》(沈阳出版社2014年版)等，于中可见，以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的2011年分界，相关出版物数量近年呈增长态势。

　　在此类出版物中，陈振濂主编的三卷本《民国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较为引人注目。很多人以为，这是新编的一套书，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80年代河南美术出版社就出版过《民国书法》，只不过那一版的《民国书法》，无论是印刷水准，还是在图片质量以及所选书家规模等方面，都无法满足当下人们越来越高的审美需求，所以才有了重新编辑、出版《民国书法》的念头，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原《民国书法》的升级版。”对于这套书的出版，此书责任编辑、河南美术出版社书画编辑室主任白立献如是说。

　　此书体量之大，印制之精，在同类出版物中堪称佼佼者。对于此套书的组稿、编辑和出版，白立献介绍道：“本套丛书的组稿，历时两年有余，我们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的诸多博物馆以及各大收藏机构，共征集拍摄了民国时期的书法作品图片4000余张，涉及书家900多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这些作品和书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鉴别和取舍，根据其书法艺术成就、社会知名度以及征集作品的多寡几方面权衡，并邀请有关专家多次召开论证会和鉴定会，才最终确定了入选的书法作品和书家，确定了编辑体例、设计方案和出版规模，形成了今天我们呈献给读者的图书形式。对确应入选而又未征集到作品的书家，我们也选用了一些已经出版过的图片资料。”

高邕《行书六言联》

　　对于书家遴选所采用的标准，白立献表示，最终共遴选书家578位，包括前清遗老、军政要员、名人学者、书画名家等，其中也不乏书法水平较高但名气不大的地方名家，“选择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书法作品的艺术水准为标杆，做到不厚此薄彼，同时也兼顾一定的地域性，共精选书法作品近千件，既有书家的代表作，同时也挑选了一些读者不常见的作品，力求多角度展示书家的艺术成就。”

　　从此书的编排体例上可以看到，在每一位书家的作品前都撰写有个人小传，小传虽简但考证起来也不容易。“个别书家生卒年有争议的，我们以《辞海》或者载有书家传记的地方史志为参考。”白立献说，“出于排版的考虑，我们按征集作品的多寡，把入选书家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都以作者生年排序，对那些确系民国书家而生卒年不详的则单独放在第三部分，这样便于读者对民国书法的脉络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孙洵 著《民国书法篆刻史》

　　和此书偏重整理民国书法作品不同的是，孙洵所著的《民国书法篆刻史》则是一部完整研究民国时期书法篆刻艺术的专著。全书分“民国书法史”和“民国篆刻史”上下两编，从民国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背景、概况、风格、代表人物、主要流派、社团、图书以及艺术成就和地位诸方面展开论述，书中还附有书法篆刻作品、人物肖像与相关文献等，作者在注重书法篆刻本体之外，还对社会风气、民俗等其他方面亦有关注。此书是在《民国书法史》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对比旧版，“修删补正1245处，更换原图版五分之四，读来有焕然一新之感。”

黄炎培《行书七言联》

　　出版《民国书法史》之前，孙洵曾在1994年出版《民国篆刻艺术》一书，此书1996年再版以后，他“脑海中反复酝酿的《民国书法史》渐生轮廓，从史料筛选到文字表述的拿捏，从体例确定到注释的推敲，一段一节，逐步在推进”。他说，“要想得到有关民国这部断代史的可信资料，某些方面甚至比唐宋元明清史料还要难。况且要尽量恢复历史原貌，不可‘左’，也不能右。正面资料不足，遂将旁证或口述(就算是稗官野史)容纳在更为丰富的注释之中，俾后人进一步挖掘、考证，也不影响全书的完整、规范性。”

　　从目前所见，虽已有不少相关出版物，但相对于整个书法史的研究来说，民国书法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之所以感觉民国书法研究比较冷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从事书法史研究的人对于民国一直以来有所轻忽。”北京大学研究员祝帅说，“举例来说，在中国流传甚久的一部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并没有民国卷。刘正成主编、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也不包含民国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的知识体系中缺乏民国这一段。而研究民国书法的书法史家，比如老一辈的孙洵等人，又极少涉猎古代书法史研究，这使得书法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并非民国书法。”

　　“民国文献的整理成果非常丰富、突出，如《民国丛书》《民国文集丛刊》等，书法文献正在逐渐被发掘和整理。书法史研究方面，也有着从点到面的梳理。随着书法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国书法会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后李阳洪认为，书法史中的民国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社会、文化的现代转换给书法发展带来了独特的面貌，“从成果的角度来看，关于近现代书法研究的著作、论文中，都有着关于民国书法的新成果。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电子文献的整理和公开，也为民国书法文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汪洵《行书扇面》

　　书法的“民国范儿”是啥样?

　　“民国书法篆刻史虽然时间短暂，却极有研究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代书法篆刻艺术的健康发展来说，民国书法篆刻史是最值得借鉴的。它在诸多方面，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进行了必要的铺垫，它不是主观人为的，它是艺术史内在的规律，有些尚具备前瞻性。”在孙洵眼中，民国时期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既是整个中国书法篆刻史承前启后的一段联系，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蓄力量谋求发展的环节，“在许多方面，它是中国古代书法篆刻史的自然延续，但也有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成为古代书法篆刻史向现当代书法篆刻史的转折点，民国书法篆刻发展演变的特殊性，既有其由清代衍生而来的历史背景，也有清末民初新出现的时代背景，更有书法篆刻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与宏观的五千年相比，民国书法史只是其中一个链、一个环节而已。”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认为，民国书法是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它肯定比不过汉唐、宋元各代横跨三四百年的断代，它充其量只有50年(作为一个断代，它除了民国年号的38年之外，追溯其来由，或可再上溯清末从1895年到1911年这十几年，与38年合为50多年)，“这样一个50年的断代，怎能比拟于唐、宋数百年的历史?亦即是说，即使以每一断代论，民国前后这50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绝对体量上也完全无法比拟高攀之。即使是取‘近代’概念的百年，相比之下，也还是一个非常弱的、常常被理解为不重要的所在。”

于右任《行书立轴》

　　虽然从时段上看并不很长，但陈振濂认为，近代书法史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这50年书法所经历的变迁，诚可谓是‘历千年未有之奇变’。它所遇到的很多历史疑问与时代挑战，都是几千年古代史所从未遇到的。仅仅用古代书法史的现成经验，根本无法解读、解释、解答这50年所遇到的新问题。而这些古代书法史未能解释的书法现象，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各个学术聚焦点。”

　　“由于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种种大文化大政治的环境转换，在这‘千年未有之奇变’中，民国书法(包括此前的清末)却构成了一个新旧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孕育期、衔接期与发生期——它背后的来源是古代书法的已有固定形态与模式;它所面对的是从未有过的、并无现成答案的新挑战新问题。”陈振濂认为，民国书法构成了一系列思想命题：一、书法的文化根基的变迁：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古诗文到语体文，以及标点符号的应用。二、书法的行为方式的变更：从右起竖式到左起横式，从日常书写到技法表演。三、书法的工具材料素材规定的变异：从毛笔字到钢笔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四、书法展现方式的变革：从书斋文雅到展厅竞技，从书写技法到视觉形式表达。五、书法观念意识的变化：从习字(文化技能)到书法(艺术表现)，从立足应用转向审美观赏。

　　“变”，可谓一语道破当时书法的历史语境。历史学界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此语出自李鸿章，虽说的是晚清时局，但之后的民国亦在这一“变”的波澜之中。祝帅认为，民国时期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延续了上千年的书法传统来说形成了致命性冲击，“民国书法既是一部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集大成者，又开启和奠定了当代书法生态的基本面貌。当然，这些成就未必是民国书法人主动追求的，而是书法在那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中不自觉做出调适的结果。”

　　对于民国，陈丹青在《民国答问录》中曾有段论述：“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在他眼中，那时社会上下都有股“民国范儿”：“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溯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

　　“民国”作为“书法”的前缀，昭示着书法面临了亘古未有之新领域和新课题。祝帅认为，民国时期有以碑学为主要面貌的书家，也有以写帖名世的书家，甚至还不乏受到当时新传入的西方图案构成理念影响者，几乎没有形成哪一种“书风”垄断书坛的局面。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是标榜“客观”“科学”的新式学术研究，取代了延续上千年的以个人体验为基准的传统书论。在书法组织方面，书法创作形成专业的圈子，书法社团、研究会一类的行业组织应运而生，建构了书家的群体意识和自我指认。在书法教育方面，是以课程制为标志的现代的学堂全面取代了过去的师徒授受，孕育了后来书法专业教育的雏形。在书法展览、陈列、出版等方面，也改变了传统书法的展示理念、空间观念和传播效果。

陈师曾《篆书四条屏》

　　李阳洪认为，在传承书法上，可从碑派、帖派两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碑派大家都是在清代成长起来的，受到科举时代的传统文化影响。在碑帖结合方面，有着和清代不同的面貌和尝试，如于右任将碑派笔法用于草书，形成了书法史上新的面貌、成果。在帖派方面，在传承清人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很多写行草的书家，但较前代而言整体成就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印刷技术已经十分先进，帖派经典经印刷传播，对于推动帖派笔法的清理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沈尹默就是在这一时期由碑转向行草书写的。”

　　此外，艺术的现代转型，也带给民国书法以新的面貌。“西方现代绘画注重形式美感，经由中国画家影响至书法，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如画家们对书法字形的解构与重构有着新的思索。这不同于秦汉民间关于字形的变形和布白的奇特分割，有着强烈的现代形式审美的意识，折射了艺术现代发展的特征。当然，这些都是从书法本体角度而言，就书法现象来看，经济、书画市场的发展，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硬笔的广泛应用，现代展陈方式的变化，都给书法带来巨大的冲击。”李阳洪说，“这些新发展、新问题，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民国文化、书法界十分敏锐地感觉到了，也有着各种意见和取舍，其中情况相对复杂。民国书坛对此的体会和反思，在很多方面是比当代要深刻的。”

　　陈振濂认为，民国书法或近代书法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很多方面，“图像资料即民国书家的作品是第一位的;而文献资料即关于传记、著作、论文、随笔丛札、期刊、报纸是第二位的。倘若再深入了解，则书法家之有官员、学者、遗老、商贾、军人、文学家……丰富多彩的社会各阶层的覆盖面。又书法作品除篆隶楷行草外，仍有对联、尺牍、中堂、横披、册页、扇面、碑志、匾额……这些，都是民国独有的书法形态。”

　　“‘日常书写’文化形态最后一站”

　　“一部汉字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书法的发展史。历朝历代的古文字研究与书法积淀都在不同程度上熏染、启迪着民国书法，其中更直接、更主要的影响则来源于清代。”孙洵认为，就书法创作而言，民国时期是异彩纷呈、千姿百态的，“甲骨文的文化内涵更是为很多专家学者所青睐，单是罗振玉、简经纶等所辑录的甲骨文楹联就有好几个版本;钟鼎、石鼓成为热门……由于西北简牍、南北朝墓志的相继出土，写汉简、写北碑、写墓志的书家日渐增多，沉寂1000多年的章草也再放光彩。”

傅抱石信札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孙洵将民国书法分为五部分：晚清遗老书法，军政要人书法，著名学者与教育家书法，社会贤达与文化名人书法，书画家、篆刻家与金石碑版学家书法。曾主编过《民国政要书法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认为，“这一时期，不仅政治、军事方面风云人物辈出，在学术、文艺方面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兴盛时期。尤为特别的是，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辉煌时代的重要载体。”

　　“民国书法风格呈现多元化的面貌，也并没有哪一个书家可以在民国书坛鹤立鸡群。”祝帅表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代表性书家，不但个人要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积累世所公认的成就，而且还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表现出相应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不但要自己的字写得好(或者说有特点)，而且还要引发很多人甚至是一个流派来学习和效仿。满足前一个标准的书家，在民国时期可谓星汉璀璨，从个人审美接受来说，李瑞清、李叔同、鲁迅、于右任、白蕉、谭延闿、钱玄同等均榜上有名，但若说书风的影响力，很多人就要退出了。这样看来，论及在整个民国书坛上兼具创作、理论和影响力三者的，则康有为信可谓执牛耳之一人。”

鲁迅信札

　　“孙洵梳理的五大派别，包括了吴派(吴昌硕)、康派(康有为)、郑派(郑孝胥)、李派(李瑞清)、于派(于右任)基本可以代表其高度。”李阳洪认为，民国具有重要成就的书法家还是以古典书法艺术审美的传承为主，最重要的成就都是在继承清代碑派审美的基础上创造的。“需特别提及的是，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与书法相关的如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写经、高昌墓砖等，都在民国逐渐传播开来，亦有相关风格作品出现，如简牍书风对于沈曾植、王蘧常的影响。但这些终究‘小众’了一些，且其能量未能完整释放，我们可以将其看做一个类别性的成就。另外，民国画家的书风呈现现代形式审美特征，且具有一定的高度和个性，如陈树人等，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民国书坛复杂的情况。”

钱玄同信札

　　陈振濂认为，在民国前后的书法名家大师中，有许多毫不逊于古人的修为与造诣，“就笔墨论，吴昌硕追寻籀篆古意强项扞格而不失时尚，还惹得许多正统书法家曾激烈的批评攻讦过;沈曾植以行草追魏碑方笔，还第一次关注汉简，表现出极其难能可贵的对新出土文物的先知先觉;白蕉踪迹‘二王’有深入精髓之内美，举手投足间的魏晋风范，为隋唐以下奉‘二王’为宗者所望尘莫及;其他如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沈尹默乃至再后一代的沙孟海、林散之、陆维钊、王蘧常、萧娴等等，皆能各擅胜场，引领风气，更可贵的是，不仅个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还能引进新技法与新风格：如沈曾植于汉简、罗振玉于甲金文、李瑞清于摩崖、于右任于章草……皆能提出一个时代独特的新解读从而施惠于后学、泽被天下。”

　　此外，民国书法还有哪些特质为其他时代所无?陈振濂表示，如果纵向看书法史，龟甲兽骨文字、西北汉简隶书、西域敦煌文书这些内容，在民国以前的书法中都未曾有过，因为当时还未有出土面世;即使是魏碑墓志摩崖造像记的流派新风，也是通过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沈曾植、李瑞清、曾熙、陶濬宣、胡小石、萧娴、沙孟海等从清末带入民国书坛，在此之前的唐宋元明和清中期以前，其实也未曾有过。至于从书法形式上看，民国前后，对联、匾额、手札、扇面为四大渊薮。对联书法在京沪广受欢迎，士子商贾、官僚遗老，人皆以书房有一副名家对联为荣，其市场需求极大;而匾额书法则应因于厂肆市招，遂成街衢坊巷市廛商铺一大风景，自然也是极受追捧，“我最初很奇怪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各色对联传世，后来想想，当时书法能走进千家万户市庶士子之书斋的，就是这个对联;而书法得以走进各色市场经济商贸活动的，也正是这个匾额招牌，故尔民国书法之社会性、普及性体现，自有其特殊的形式管道——除手札尺牍这些纯实用的样式之外，对联与匾额，相比之下，正是极其具有‘民国范儿’而为其它时代所不及的。”

董必武信札

　　“民国热”带动了业界对民国书法的关注，无论是研究、出版还是拍卖还尚未到“收获期”。以目前所见的研究文本看，大多还处在固有知识结构框架下的梳理和称述，缺少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极具启发的学术成果。对此，祝帅认为，近年来民国书法作品在拍卖等场合的频繁现身、炙手可热，加之各种民国出版物、报刊书籍资料的数字化工程，使得以往一些不为当代人所熟悉的资料重见天日。“所以目前来看，关于民国书法的基础性研究特别多。往往一部新发现的民国书法研究著作，一份通过民国报刊全文检索数据库搜索出来的关键词表，甚至一件新现身拍卖场的书家作品，都可以写出一篇完整的论文。但这些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资料描述的阶段，虽然有资料价值，但缺乏学术意义，虽然民国书法研究从数量来看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但说在研究方法方面有突破，还为时过早。真正有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不见得非要使用生僻的史料。相反，用常见的史料但从新的角度提出新问题，才是专业研究者所更加看重的。”

　　当我们回视民国书法，多会用“风度”“性情”等字眼来作描述，但在陈振濂看来，从“日常书写”来认知和解读民国书法很有必要：“时下我们正大声疾呼要新提倡自然的‘日常书写’，以祛今日书法抖擞做秀、故作姿态之弊。而民国时期大量书法遗迹，正是这些书札便条尺牍册页记衣食住行晨昏朝夕，它们正是最典型的‘日常书写’——秦汉晋唐的书法，是正规庄重的石刻碑志对比于‘日常书写’;宋元明清的书法，是手卷中堂条幅的肆意挥洒对比于‘日常书写’。民国时期，当然也有楹联匾额的对应于‘日常书写’。但正因为其后钢笔字取代毛笔书法的‘日常书写’一翼，书法被逼只能在条幅对联中堂手卷这些非‘日常’的环境中存身，故尔解读民国书法，正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是纯粹‘日常书写’文化形态的最后一站。”

　　(浙江美术馆、河南美术出版社、东升汇龙榆生研究室、江西省书法院、北京保利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