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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五千背后的故事

时间:2020-3-28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鲁敬平/湖南长沙


  在我的古泉收藏册中有枚“大泉五千”的古币(图1),为了解这枚古币的来龙去脉,静下心来花点时间翻阅了一些资料,终于查到了这枚直径36、厚2.5毫米,重14.1克的古币背后,确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经过梳理与泉友们共分享。

图1 作者藏“大泉五千”古钱

图3 梨树山一号墓出土大泉五千与大泉当千

图5 沈子槎及家人

图2 湖南郴州南郊梨树山一号墓挖掘现场

图4 文献记录的国博藏第一枚大泉五千

图6 国博藏第二枚大泉五千

  大泉五千,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传世极少,在古泉收藏圈为公认的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至今亦鲜有发现。该泉为三国吴钱,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238—246)所铸大钱。篆书“大泉五千”旋读,一当五铢五千,是继王莽后最大的虚值钱。另有大泉当千、大泉二千,传世也较少。

  在我国古代,历代政权对货币的字体都有一定的规范与要求,有皇帝本人书写的,但多数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之手,字体上也有区别,商为刻篆甲骨文,商后期为金文;秦朝推行大篆、小篆;汉代热衷草书、行书和隶书等;唐代则崇尚楷书。“大泉五千”为三国吴货币,这个从战国时期就擅长“鸟虫文”的地方,通过秦统一文字后,转用篆体。

  汉代古泉作为中国钱币史的重要实物,经历了政权更迭、经济动荡、民生凋敝等状况,其发行和使用背景在历史长河中是较复杂的。

  东汉末年先后爆发了黄巾军农民起义、董卓之乱和王莽篡位,汉代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动摇,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各霸一方,形成了对峙。东汉延康元年(220)十月,汉献帝将帝位禅让于曹操长子曹丕,史称魏文帝,从此魏国建立;221年刘备在天府之地的蜀国称帝;222年孙权在江南富饶之域吴国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由此形成。

  称帝容易,治理颇难。设郡县、聘百官、养军队、抚百姓,样样都需要钱,所以三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人丁缺乏、财政困难。曹魏最早实行屯田,即“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随后刘备、孙权也相继效仿实行屯田制。但连年军阀混战,人丁短缺,财政赤字,这是明摆的事实,各国也逃避不了。人少,自然盘剥对象就少,盘剥对象少,财政必然发生困难。这时的东汉末年,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成多个使用。

  古话讲,车到山前必有路,铸大钱就是一条妙计。以铸大钱来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铸“直百”五铢。用铸造两个五铢钱所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是抢钱。但如果和西汉王莽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比,刘备还算是“仁慈”的。而孙权就不同,干脆来个一步到位,直接开铸“大泉五千”。虽然这些虚值钱为政权的钱库增加了财富,但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形成的是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据记载,当时的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

  还有更离奇的事情,据考证,曹魏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铸造行用“虚值大钱”的。但曹魏政权也缺钱,那么他靠什么来钱呢?他开创了一个行业——盗墓挖宝。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袁绍手下的陈琳替袁绍起草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中提到,“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通过盗墓手段,曹操聚集了大量财宝,有力地弥补了财政缺口。

  以上为历史考证,有明确的记载,下面是“大泉五千”现实的考古故事。

  故事一、《考古》报道:2010年3月27日中午,在湖南省郴州市南郊的梨树山村安置房基建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民工正在进行机械挖、运土方,这时有民工发现了一座古墓,施工单位考虑报告文物局还是不报告,因考古必须停工,进度与人员安排怎么办?最后遵守法律为大,工程方和施工方达成协议,立即报告文物部门。郴州市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队到现场,紧张有序地发掘出了一号西晋墓墓室(图2)。

  当考古工作者挖开薄薄一层泥土的时候,好几枚泛着青铜绿锈的钱币从黄褐色的泥土中跃然而出,出现在挖掘人的眼前。考古专家拿起竹签,开始小心翼翼地剔去钱币表面及其周围的泥土,其中一枚钱币上竟赫然显现出“大泉五千”的钱文。一号墓的发掘收获颇丰,后室中有铜镜1面、铜质发钗1件、 铜钱若干枚。铜钱、铜镜、发钗锈蚀严重,铜钱经科学处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有“大泉五千”一枚和“大泉当千”两枚(图3)。这枚大泉五千,面背有内外廓,面文“大泉五千”四字篆书,旋读,直径4厘米。

  故事二、国博收藏有2枚大泉五千,均为民国时期所出。两钱著录于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传世只有二品,程文龙、戴葆庭各藏一品。”

  1912年,浙东修杭甬铁路,在上虞县百官镇的龙、蚌二座山之间,工人挖土,掘出“始宁”款的陶罐1件,内有铜镜及大泉五千铜钱一枚(图4)。

  第二年夏天,有人将此钱携至杭州出售,为金石家邹适庐所获。邹氏到达上海,知道程文龙有泉癖,就让程氏一睹此钱芳容,程氏一见钟情,“其泉青绿斑斓,铜质几尽,不可手触”,遂即以一尊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的鎏金铜造像,与邹氏相交换。

  当时古泉界同仁闻讯后,可谓是羡慕嫉妒恨,认为程文龙“足为东南藏泉家之冠”。友人澹台子骥听说程氏得此珍泉,将文龙字改称“吴泉”,金石学家罗振玉为其位于上海太仓路鸿仪里二号的寓所榜题“大泉五千之室”。1934年夏,岑子潜与程文龙相识,畅论古泉,情投意合。

  1943年7月,程文龙病逝,大泉由其儿子程宗进秘藏。孙仲汇讲述了一段这枚大泉五千如何由程宗进珍藏转到沈子槎(图5)手里,最后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曲折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程宗进数次向沈子槎借钱,当时说好以大泉五千作抵押,但程宗进却迟迟不肯将实物脱手。

  一天,沈老找到程宗进,说:“听人讲你早已把大泉五千卖掉了,否则为何不拿出来看看?”于是,程氏转身回家,拿了大泉五千让沈老看。沈老看后放入口袋,说:“一起去派出所解决问题。”到了所里,沈老将珍泉与借款条都放在桌上,说:“此钱我买下后是要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物主已拿了我三百万,东西该不该归我?”结果是珍泉归沈,借款条给了程宗进,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沈老不负众望,1959年将大泉五千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名,为沈老颁发了奖状。

  第二枚大泉五千也是出土于浙江,距离第一枚大泉的出土地点百余里。

  1936年,在浙江杭州钱塘江下游约四十里的头蓬镇,有人挖掘沟渠时于污泥中发现“大泉五千”一枚,后为寄居杭州的绍兴下方桥镇人孙阿齐所获。这枚钱比第一枚更加完整,透体铁色,钱文清晰,篆书,旋读(图6)。

  此钱由孙阿齐手中转归给戴葆庭,最终由陈仁涛收藏。1955年,陈仁涛的钱币名品购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两枚“大泉五千”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专题陈列厅中展出。

  从以上故事可见,由于历史变迁,“大泉五千”幸存的少之又少,偶有发现实为大幸,在古泉界被推为“五十名珍”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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