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

　　2013年6月16日，中国邮政发行了《金铜佛造像》邮票一套6枚和小型张1枚。这套邮票在中国邮票历史上意义深远，邮票上的7件文物分别来自北京、西安、苏州的6座博物馆。2013年6月16～18日，我于3天内辗转北京、西安和苏州，使出“洪荒之力”，精心设计了火漆戳板，完成了一件精美的的火漆作品。

　　该套邮票的首枚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收藏的文物——铜鎏金水月观音菩萨像。“水月观音”这个名字何时出现尚不可考，但如意自在的观音菩萨形象很早就在中亚以东地区受到了欢迎。国博的这尊铜鎏金观音菩萨就是标准的水月观音形象，其铜鎏金工艺十分完美，是1958年从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实在不可多得。公元前后，佛教造像同时出现在犍陀罗国（核心区域包括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和印度的马图拉地区，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佛教石刻造像。而中国范围内的石刻佛像大致出现在魏晋时期。

　　仔细打量这件文物，能够看到这尊观音菩萨头戴菩萨宝冠，身披璎珞，臂钏、腕钏精致。背后有一大圈火焰背光映衬，更显得这尊观音的美丽。

　　中国的英文名叫“China”，翻译过来就是“瓷国”。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中国的陶瓷工艺走到了世界的巅峰。国博里，高水平的陶瓷艺术品琳琅满目，有一件披着华丽外衣的瓷器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清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瓶。

　　宋汝窑、元青花、珐琅彩，是陶瓷领域内最奢华的收藏品，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陶瓷界的集大成者；都是皇家御窑制造；都品质极高，数量有限，传承有序。珐琅彩瓷器出现于康熙年间。17世纪末，一位法国传教士将画珐琅器物进献给康熙，康熙皇帝瞬间被这件华美器物所吸引，萌生了将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器上的想法。

　　画珐琅器物由法国人始创，一般特指“铜胎画珐琅”，又称“洋瓷”。进入中国后，衍生出了“瓷胎画珐琅”，将画珐琅技法与中国的白瓷相结合。瓷胎画珐琅的研制过程艰辛又漫长，工艺复杂而细腻。用于画珐琅的白瓷胎从景德镇运抵京城，在瓷胎上绘画的图样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再由宫廷画师画在白瓷胎上，最后由造办处进行彩绘和烧造，形成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瓷器烧造难度极大，由于特殊的工艺和皇家定制，每件珐琅彩瓷器都传承有序。据记载，康、雍、乾三朝的珐琅彩瓷器存世约400余件，其中300余件存放在台北故宫，约40件在北京故宫，剩余一些漂流海外。因此，珐琅彩瓷器，真正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珍品。

　　藏于国博的这件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瓶因其器形而得名。其瓶颈口处如蒜头，瓶下圆腹，色彩斑斓绚丽，富贵奢华。

　　两年前，在国博的纪念品专卖店里，我买到一张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瓶光栅明信片，立体感极强，在光线好的时候仿佛触手可及。这张明信片售价只有10元，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念品，因此十分抢手。

　　编66-77《“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12枚，其中，编号75的《曾仲斿父青铜方壶》邮票上的实物就藏于国博。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是春秋晚期（公元前770年～前403年）曾国的青铜器，于1966年在湖北省京山县出土。该方壶体形硕大，有别于“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饰，它通体以波曲纹为基调，纹饰精细、更加动感，彰显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水平的高超。壶盖上饰有精美的莲花瓣，壶盖和壶口处刻有同样的12个字铭文：“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彝。”“吉金”是“优质青铜”；“尊彝”是“礼器”，这句话的意思是：“曾仲斿父用优质青铜为自己铸造的宝壶。”

　　与此方壶一齐出土的还有鼎、簋、鬲、豆等青铜器共计97件，这些器物甚至可以组合出天子才能使用的“九鼎八簋”（缺一簋）。该墓的墓主人是曾侯的次子斿父，按理说，他是不能享受“天子规制”的，这一切说明了春秋晚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地方诸侯僭用天子之礼而出现的乱象。

　　由于历史原因，《曾仲斿父青铜方壶》邮票上的信息出现了错误。首先，邮票上的器物名称是错误的，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研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曾仲斿父方壶”；其次，邮票上的时代标注的是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正确的应该是春秋时期。

　　邮票是时代的标签，它标注了历史。历史可以由青铜浇筑，也可以油墨印制，不管怎样，它们都永远定格在那里，任由后人评说。

　　出现在新中国邮票上的第一件文物，是1953年12月1日发行的《伟大的祖国》（第四组）——《古代发明》中的第一枚邮票《司南》。邮票上的司南曾在国博中展示，但在“博物馆之旅”的探索过程中，我并没有找到那个模型。经询问专家后了解到，邮票上的司南并不是真的司南，而是后人根据资料再造出来的司南模型，真正的司南到底长什么样子，还不得而知。由于种种质疑，现在，国博已不再展示司南模型。

乾隆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瓶实物和光栅明信片

为《金铜佛造像》邮票制作的火漆作品

“司南”邮票

《金铜佛造像》邮票和小型张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邮票和实物

铜鎏金水月观音菩萨像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