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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

　　1945年8月，随着意、德法西斯的相继覆灭和东方战场形式的明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尾声，垂死挣扎的日本军国主义已是穷途末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及时发出布告和通牒，正告华中地区日伪军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图2 中国解放区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 第五师对日本驻军通牒

　　1981年，湖北省京山市博物馆曾在当地罗店镇大力村二组征集到一份1945年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布告。该布告为纸质，长54.3厘米，宽33厘米，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时任鄂豫皖军区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的李先念（图1）签署发布的。布告主要内容为：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新四军五师奉令对所管辖区域实施军事管制等。布告共有十项条款，核心内容是为了维护其所辖区的社会秩序，宣布对其辖区内的军事机关、仓库、学校、工厂、交通实施军事管制，对一些反动势力、反动组织、破坏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另外还宣布了我军纪律：“本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行所至，秋毫无犯，公买公卖，各界民众各安其业，勿听奸人造谣，如有不肖之徒假借本军名义招摇滋事者，一经查觉即予以军事制裁。”该布告为铅印，版首楷书“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布告”。

　　1945年8月9日，在苏联政府8月8日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呼吁“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及时发布了这一布告，“查苏联对日本宣战之翌日，日本政府即行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本军已接奉延安总部命令，向本军区所辖之日伪大小据点及交通要道展开全面进攻，限令日伪军投降缴械……”。布告后面有鄂豫皖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的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1945年8月）。

　　本文所要介绍的这份中国解放区鄂豫皖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对日本驻军通牒（图2），纸质，油印，现收藏于湖北省档案馆。此通牒发出日期是1945年8月11日，由鄂豫皖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李先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联名签署，通牒对象是盘踞于华中地区的日军第六方面军。内容为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受降第一号命令，向华中地区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通牒，命令日军在24小时之内派代表前往大悟山地区（今湖北省大悟县大悟山）接受无条件投降处置，限期向我鄂豫皖军区及新四军第五师缴械投降，并集中新四军第五师主力进入信阳、武汉一线。

　　新四军第五师主要活跃于鄂、豫、皖、湘赣几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武汉日伪军的多层战略包围，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1939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从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留守处抽调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5月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随豫南、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940年1月与中共领导的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创建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浴血奋战，活跃于武汉外围的鄂中地区。1940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布命令重组新四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被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3、14、15旅3个正规旅及第1、第2两个地方游击纵队和区党委警卫团，全师官兵1500余人。1945年8月，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第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做好武汉这一华中重镇的受降和接管工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武汉工作委员会、武汉解放委员会和武汉解放军司令部，此布告和通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但在国民党的阻扰下，新四军第五师最终没有实现对武汉的受降和接管，而是根据中共中央8月15日的指示，“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到8月下旬，新四军第五师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毙伤拒降之敌伪军3500余人，攻克中、小城镇12处。

　　历经70余年岁月沧桑，这件薄薄的纸张尽管已经泛黄，但墨迹犹存，字句依然振聋发聩，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珍贵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