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商代前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大致还延续夏代晚期的遗风。青铜容器的造型多仿自陶器，器体的造型日趋规整，且器壁匀而薄。这个现象也可能与铜料的来源有一定关系。由于铜料仍然属于贵重金属，来源短缺，只能采用节约铜料的办法，因此容器都是薄壁。在造型方面力求有新突破，创造出了许多新器形，不但能铸出圆而且还能铸成方形。例如礼之重器青铜鼎出现了三种形式，圆鼎属于延续夏代的器形，而分裆扁足鼎和方鼎则是商代前期的新器形。酒器中新出现的觚，为封口式，器形极新颖，在觚造型上属于一个特例。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裝饰性加强，花纹种类增多。从整体而言，青铜器依然保存着简朴古拙的风格，多是单层没有底纹。最常见的是兽面纹，常是由两个相对的夔纹所组成，并且以带纹作为兽面纹上、下的界限。有的兽面纹更简单，仅在扉棱两侧各铸出一圆点代表兽面的眼，扉棱代表兽面的鼻。有的把夔做成同向的格局，特别突出夔的眼睛，故称此种纹饰为目云纹。这时还有以一只夔纹为装饰图案，如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钺，钺体两侧和上端均饰夔纹。此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乳钉纹、直行弦纹和人字形弦纹、鱼纹、龟纹虎纹、蛇纹等。总体看，商代前期的纹饰线条简单粗疏，圆转流散。器上除有平雕装饰外，还开始出现了浮雕，这种浮雕技法为商代后期青铜艺术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商代前期不仅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青铜冶铸业，而且青铜铸造技艺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工匠们已能根据产品不同功能的需要，运用多种配方铸造出各种合金的青铜器。这些发明都为商后期青铜铸造艺木的空前发展和兴盛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最能反映冶铸技术水平的是杜岭土岗出土的两件大方鼎，均为斗形方腹，立槽耳，四柱足，腹表每面左、右、下的边侧饰乳钉纹，腹部上端饰兽面纹，整体协调平稳。更令人兴奋的是，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中又发现了两件与前者的造型和花纹都相似的大方从而表明铸造这种方形大鼎在当时已不属于个别现象，可见其高超的铸造技术正在普及之中。

　　青铜合金中含铅量普遍较高的原因是，工匠在长期冶铸过程中认识到铅熔点偏低，铜液流动性好，有利于铸造出花纹更繁缛、器壁更薄的容器。由此可以看到，商代前期已经熟练掌握了金属矿石的选择和多种配方，通过配方铸造出高铅量的三元合金以及铜铅二元台金，这种工艺技术无疑比夏代有了极大改进。商代前期的另一重要创造，就是分铸技术的发明。以郑州向阳食品厂窖藏坑出土的提梁卣为例。这是一件铸造水平很高的铸件，自然也是件铸造难度较大的容器。

　　它是运用多薄分铸而成的。先用两块外范铸好套环链，然后把套环链的一端在铸盖钮时与之相连，另一端穿以先铸的半圆形铜环并和后铸的提梁相铸接。用四块卣体外范、一块卣体內范以及四块半圆形外范合铸成带半圆形环耳的卣体。铸提梁时，在卣体二环耳内各加一块小范。提梁浇注后，去掉小范，形成间隙，使提梁通过环耳和卣身相连，而又能活动。正是由于这种分铸技木的运用，才解决了几个部件既相连接又不可拆卸的技术难题，从而向铸件复杂化迈进了一大步，此后一直沿用下去。商代前期青铜铸造始终贯穿一个“等壁厚”的铸件设计原则。这种设计原则，早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已开始运用，到早商时期不仅沿用下来，而且进一步发展和设计得更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