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大冶铜绿山七号矿体遗址

　　问鼎，源自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具有夺取政权、称雄天下的含义，用于本展览，意在突出楚国国力强盛，称雄天下的野心与霸气。那么，楚国如此强大，会不会不把周礼那套教条放在眼里呢?楚国的礼器如何使用，遵循什么原则呢?楚国占有了丰富的铜矿资源，青铜冶铸业相当发达，其青铜器有哪些特色呢?在青铜冶铸方面进行了哪些创新呢?一连串的问题，如同屈子《天问》一般，引发我们的思考，通过史籍和这些沉睡千年的青铜器的互相印证，我们能够获得比较具体的答案。人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些铸造精美的器物和那段礼崩乐坏、人才辈出的历史阶段。

　　丰富的铜矿资源与成熟的冶炼工艺

　　商末，楚人被排挤，一路南迁，最终到达了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开启了楚国八百年的序幕。江汉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是中国铜矿主要产区之一，也是中原地区铸铜的重要来源地。武汉盘龙城遗址是约公元前15世纪的商代早期遗址，这里发现了400余件青铜器，说明那时此地已有先民铸造和使用铜器，且颇具规模了。

　　正是由于江汉平原，特别是随枣走廊地区富裕的铜矿资源，使得周天子分封了“汉阳诸姬”—众多姬姓诸侯国，来保障该地区铜矿资源及运输的安全，同时遏制楚国发展壮大。春秋时期的大冶铜绿山七号矿体遗址，展示了当时人们采矿铸铜的宏大场面。该矿体遗址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采炼遗址，遗址长2公里、宽1公里。遗址内发现有古矿井、冶炼遗址、炼铜炉以及多达40万吨的炉渣。古矿井有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等多种形式，矿井支架采用榫卯结构，有些至今仍旧牢固。炼铜炉分炉基、炉缸和炉身，通风沟、鼓风口、金门等设施齐全。在遗址内发现的铜锭含铜达93%，而遗址地表的炉渣含铜量却很低，这都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铜绿山的丰富铜矿资源在楚武王三次伐随后，最终归楚国控制，为楚国铸就辉煌的青铜文化、成为南方霸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源保障。

　　祭祀宴飨中的礼器

　　为了加强统治，西周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以明辨贵族尊卑，维护天子的合法地位，并贯穿了整个周代。这套礼乐制度以青铜礼器为载体，主要以食器的鼎、簋和乐器的钟、磬为组合，体现了“明尊卑，别上下”的核心要求。在这套制度下，贵族在祭祀宴飨仪式中要按照身份等级使用礼器。器物的形制、大小、组合关系都与其身份地位相关。这套体制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依然为各诸侯国所遵从。尽管东周时期有一些贵族在使用中有僭越情况，但礼乐制度的核心并没有出现变化。

　　祭祀宴飨中的主要器类就是食器、酒器、乐器。民以食为天，用于盛放、烹煮食物的食器因而成为青铜礼器的主体。特别是周代开始，基于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及统治需要等多种因素，酒器在西周时期虽品种齐全，但数量逐渐减少。而食器则成为了礼器的主体。青铜饪食器按功能可分为用于烹煮的鼎、鬲、甗(yǎn)、炉等，用于盛放食物的鼎、簋、簠、(xū)、敦(duì)、豆等和附属的匕、钩、俎等。

　　周代实行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楚国高级贵族中又以平底束腰的升鼎为中心，升鼎(也称正鼎)盛放祭肉，配以羞鼎(又称陪鼎)和煮牲肉的镬鼎。九连墩1号墓出土了五件升鼎，七件带匕的羞鼎和两件镬鼎。

　　食器与酒器构成礼器组合，组合方式因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的组合上，从春秋到战国发展的最基本次序是：鼎、簋、壶→鼎、豆、壶→鼎、敦、壶;而楚国青铜礼器组合基本演变次序为：鼎、簠、壶→鼎、敦、壶→鼎、盒、壶。楚国墓葬在出土青铜簋的同时，也出土了很多青铜簠。楚式青铜簠在春秋早期斜壁长度与直壁的比例为2:1，战国中期时逐渐缩小为近乎相等，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斜长度变为小于直壁。在纹饰上，楚式青铜簠的纹饰均较中原青铜簠繁复。

　　乐器也是重要的礼器。周代之乐与政相通，不是单纯的音乐，是礼的体现，乐器也属礼器，成为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

　　九连墩1、2号墓出土了编钟、编磬、建鼓、琴、瑟、笙、竽、篪(chǐ)、柷(zhù)、虎座鸟架鼓等90余件乐器，是楚墓发现乐器最多的一批，既显示了楚国贵族生活奢华的一面，也显示了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楚人对音乐的热衷。

　　曾国虽为姬姓诸侯国，但被楚国征服后一直为其附庸国，其文化深受楚国文化的影响，与楚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了楚文化的一部分。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式青铜器特征，其乐器也是鬼斧神工的代表。

　　在铸造技术上，很多专家一向认为曾侯乙墓中的尊盘、建鼓座、编磬架等圆雕造型属失蜡法铸造，但也有不少学者经过细心观察认为是分铸法，即将器物分成若干极小单元范铸后，再通过焊接等多重手段结合成一件复杂的器物。无论是哪种铸造方法，它们都是古代工匠们留给后世的灿烂的文化遗产。

青铜镬鼎

　　镬鼎用于烹煮牲肉。九连墩楚墓出土的青铜镬鼎体型庞大，气度非凡，纹饰精美。该鼎通高93厘米、口径81厘米，耳距110厘米，重达121.74公斤，是迄今科学发掘楚国贵族墓中最大的一件镬鼎。出土时鼎内还残留有牛骨，实属罕见。镬鼎直口直腹圜底，体质厚重，附耳内曲而上部外斜，腹部对置两环，三蹄足十分粗壮。颈腹间各有一周凸弦纹带，颈部和腹上部及耳部饰繁密精致的蟠螭纹，蟠螭纹分成若干组，均为两条龙相交而成，三蹄足的根部饰浮雕兽面纹，既有中原的传统，又有楚国特色。

楚屈子赤角青铜簠

　　楚屈子赤角青铜簠于1976年出土于随州鲢鱼嘴，直口折壁，壁的斜度较小，器盖四周有六个兽面纹器扣，器物两侧共有八支柱状钮，矩形圈足。通身饰繁密的蟠螭纹。簠底、盖内壁均有6行31字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角媵仲嬭璜飤簠，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从铭文可大致推断，此器为楚国三大家族之一的屈氏家族陪嫁用品。这为研究楚国贵族之间关系提供了证据，同时，该簠为存世仅见的屈氏家族的礼器，尤为珍贵。

青铜编磬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为世人所惊叹，其出土的编磬亦是惊世之作。编磬架由青铜制的龙首、鹤身怪兽等构成，横梁与立柱错金装饰;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块由石灰石或大理石磨制，共32具，刻有编号和乐律的铭文，分上下二组悬挂于横梁之上。复原研究显示，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音色清脆明亮。

人面纹青铜铙

　　此铙于1955年在罗田李家楼出土，通高44.5厘米，甬长14.5厘米，铣距30.8厘米。器物呈合瓦形，腔体表面铸有长枚，钲、篆间有纤细弦纹、圆圈纹等。正鼔部近缘处饰一人面纹，于口内缘饰粗弦纹。该器有36只枚，占据了腔体表面的三分之二，甬上方近舞部有旋，旋上饰乳钉纹，已具甬钟雏形，是研究铙、钟演变的重要器物。

青铜建鼓座

　　建鼓是古代十分流行的乐器。一面鼓插在高高的杆上，舞者围绕着它边演奏，边起舞。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座重达192公斤，圆形底座由空心圆柱和纠结穿绕的圆雕群龙构成，底座直径约80厘米，内由网状铜梗构成，外壁饰浅浮雕龙纹，有四个环钮套接圆形提手。底座上方为八对圆雕群龙环绕承插贯鼓建柱的空心铜柱。柱口缘有“曾侯乙作持”铭文。龙身及第座外圈镶嵌绿松石，出土时多已脱落。龙的口均呈象鼻状高高翘起前伸。建鼓座出土时尚存木质鼓腔，两件鼓槌及插杆，插杆约365厘米。虽然建鼓的主体为鼓，但鼓座仍然制作如此精美，可叹古人对美追求达到极致。

青铜编钟

　　此组编钟2002年出土于枣阳九连墩1号墓，整组包括编钟34枚，其中上层钮钟两组22枚，下层一组甬钟12枚。经检测，上层一组编钟经过调音。这组编钟制作精致考究，纹饰精美。其甬钟腔体长、甬自旋以上呈八棱形，枚的分布大于腔体的二分之一。正鼓部、篆带、枚、甬、旋部纹饰细密多样，包括兽面纹、龙纹、鸟纹、云纹、雷纹、同心圆纹、乳丁纹、涡纹等。钮钟腔体亦长，各部分也有兽面纹、龙纹、云纹等纹饰。用于悬挂钮钟的插销制作成两种样式的兽面纹。悬挂编钟的梁架为漆器复制品，清晰反映了梁架原件的精美纹饰。九连墩出土的编钟与编磬分两面悬挂，为判悬，符合大夫应使用的乐器组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