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我国的商、周文明比西方的埃及、希腊文明同时略晚，是当时世界上并列的两大文明体系。雄伟壮丽的金字塔和巴特农神庙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我国古代建筑为木结构，难以保存，反映我国商周奴隶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社会生活和艺术观念的主要遗存和代表是驰名于世的青铜器。虽然世界史上上古社会的各个文明也均被称为青铜时代，但我国青铜器因遗存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艺术精湛、特色鲜明而举世无双。

　　青铜器的造型源于原始陶器和骨角器，主要分为炊具、食具、酒具、乐器、兵器、农具以及货币和装饰物等。商代贵族祭祀神灵和使用的食具、酒具造型最为奇伟壮丽，纹饰极为怪异恐怖，是充满恐怖和迷信色彩的商代社会精神的鲜明力证。周王朝以宗法礼仪治国，很多青铜器成为祭祀祖先的重器和“子孙永宝”的纪念性礼器，造型纹饰端庄典雅。长篇铭文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青铜器虽然只作为贵族的实用器具，但风格变为精巧华丽。我国古代青铜器是与埃及金字塔、希腊建筑、雕刻齐名的古代文化艺术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代文物，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宝。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明清官窑瓷器和名家的绘画作品动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但真正的国之重宝—青铜器，却只有数百万元，这是十分不合理、不正常的。

　　青铜，古代被称为吉金，在当时便是贵重之物。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它作为称量货币使用，同时也作为财富储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把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它。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20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2/3,汉代以来究竟一共挖出多少件青铜器，近百年来虽然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说法。有统计说，汉代以后出土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其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如，“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宋代的青铜器物有的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

　　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而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收藏的青铜器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他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清代以来，青铜器发现日多，清宫内外都有不少收藏，并见于各种图录。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书中著录的青铜器除部分佚失外，大部分现藏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青铜器收藏家和专家学者。其中有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及吴大澄、潘祖荫、曹载奎、吴云、丁彦臣、叶志诜、张廷济、程振甲、刘喜海等。清末民国时期，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清末，盗掘之风日炽，商代铜器大量涌入市肆，外国人趁机收购，遂使很多重要的铜器流散国外。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察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因此，趁当今青铜器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高的时候，应当注意收集。(《当代金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