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皆成像 在贵博石刻中窥见古人生活“伏羲女娲神龙交尾图”画像石 遵义南宋杨粲夫妻合葬墓发掘问世以后不久,因其精美的墓葬装饰石刻,进入了艺术史家的视野,其中的女墓主石刻、进贡者石刻和虎柱石刻,无不细腻地反映社会芸芸众生。收藏在贵州省博物馆内的“演乐图”、“备宴图”等石刻,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古代社会的生活。 “双阙图”画像石 雷公山残碑,是民国年间在贵州雷山地区发现两块碑刻残片(图3 雷公山残碑)。后来有人将又一块碑刻残片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残片上仅有两个字完整,另外三字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这些残碑上的字体非常奇异,不像汉字,也非苗文或其他的文字,碑刻的时代很难断定。细观这些刻字,笔法挺劲,与在云南出土的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和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笔意有相似之处,或许是与两者时代接近的产物。 雷公山残碑 遵义南宋田通庵墓出土的一对圆雕石像,高28厘米(图4 顶棺奴石雕像)。五官雕凿精细,头上的发丝以线刻表现,双手搭在一屈一跪的双腿上,因用以承托田墓女室的棺床,雕像头顶被錾平,出土后被命名为“顶棺奴石雕像”。这是迄今为止,我省出土的罕见的精美石圆雕。 顶棺奴石雕像 遵义南宋杨粲夫妻合葬墓女室石刻是馆藏石刻的精华,在此先将墓主杨粲代表的遵义杨氏家族稍作介绍,唐代末期,位于今天云南大理一带的南诏国,派兵攻陷了辖制现代贵州遵义大片地区的播州,唐帝国下诏募人进剿,太原人杨端应募平息播州兵祸。唐中央政府给予杨氏家族世领其地的殊遇,从此,杨氏家族盘踞播州,经历了二十九代,直至明朝万历时期杨应龙起兵反叛朝廷,在征剿大军连连取关夺隘的迅猛攻势下,他最后在海龙囤自焚身死为终结,历时七百余载。杨粲,字文卿,是播州杨氏家族的第十三代。 杨粲墓女室出土少女启门石刻 杨粲墓自从发掘问世以后不久,便因为精美的墓葬装饰石刻,进入了艺术史家的视野。女室里的石刻装饰在发掘时,便运至贵州省博物馆编号存藏,其中重要的文物如“女墓主石刻”,在考古人员发掘之前头部已毁,仅存身体部分,是袖手端坐的样子,高104厘米、宽82.5厘米,原来是位于墓中女室后壁壁龛中央,这座雕像雕凿高度写实,女主人身着对衽宽领长衣,人物衣衫上衣纹折线的处理,已经衬托出这位女主人的体态丰腴,雍容端庄。 杨粲墓女墓主石刻 其二,“进贡者石刻”,从人物的形象上看,不像本土人士,而像异域人物,卷发,深目、高鼻,赤足,赤露上身,双手高举托有宝物的盘子,趋步向前,一个向上呈献贡品的姿势,由此让观者感到是在表现一个“进贡者”的形象(图6 杨粲墓进贡者石刻)。这座雕像原置于女主人像的左侧。 杨粲墓进贡者石刻 其三,女室出土的高浮雕虎柱,高129厘米、直径26厘米(图7 杨粲墓虎柱石刻)。原立于女室之中的武士像侧面,这件雕塑设计上十分巧妙,虎首龙身,盘绕在一根石柱上,这样将龙虎融合设计,似龙非龙,似虎非虎,好像把龙盘虎踞的寓意都涵盖了。这件虎柱制作精良,细微具体之处如须眉、口眼、足爪都刻琢得很精到。 杨粲墓虎柱石刻 另外还有“野鹿衔芝石刻”、“捧奁女官石刻”、四个“龙首石刻”。野鹿衔芝石刻原在女室南壁,横36厘米、纵30厘米(图8 杨粲墓野鹿衔芝石刻)。浅浮雕刻手法,在石刻方框内,有奔跑的野鹿,口衔芝草,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利落。“捧奁女官石刻”,雕凿的是站立的人物,高168厘米、宽67厘米,女官戴冠,手捧盛放梳妆用具的奁,把一个侍奉主人的侍者拘谨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图9 杨粲墓捧奁女官石刻)。至于四个“龙首石刻”,原本在墓中是女主人棺材石板下的垫棺石,起着将棺床腾空托起的作用(图10 杨粲墓龙首石刻)。四个龙头造型大致都是口微微张开,双目圆睁,作仰首状。这四个龙头是圆雕作品,看得出来是作者依据原石的自然形态,依势而雕,独具匠心的创作。 杨粲墓野鹿衔芝石刻 杨粲墓捧奁女官石刻 杨粲墓龙首石刻 这些文物因早已脱离了墓葬建筑的本体,我们已看不到它们原本在墓中的排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为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无论过去抑或将来,都以展览的方式,与一定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展示其个体的艺术性。杨粲墓刻饰,与我们所见到的宋代石刻,普遍、深刻、细腻地反映社会芸芸众生。在表现手法上,清晰可见深受宋代流风时尚的影响。由于大足石刻和杨粲墓石刻比较接近的地域位置与制作时间,自然而然地便会将两者纳入比照研究的范畴当中。大足石刻已经不完全囿于纯粹的佛教内容,把现实社会中的人和事纳入题材范畴。黔北杨粲墓雕刻与大足石刻相比较,在表现内容上虽然各自的取向有所不同,但是趋于世俗化。 杨粲墓墓志铭残石 这块墓志刻于淳祐七年,即一二四七年,是南宋理宗赵昀在位的时期。刻字中有“管机密文字何大观书丹”,十个字,这个叫何大观的人是这块墓志的文字书写者,关于他,未见有更多的记载,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猜测得到的,既然能为贵为播州最高统治者的安抚使杨粲书写墓志铭,那么他必定是当时在书法方面得到大家认可的人物。墓志铭的文字是用楷书书写的,两块残碑,其中一块出自男室,可以看见上面有三行刻字,中间一行有篆书“赠武节”三个字,右行有楷书“太岁丁未淳佑”六个字,左行也是楷书“嗣孙武功……”等字,“赠武节”三个篆字是小篆,用阴刻的双线钩成。字写得笔画粗细均匀,圆转流畅,可惜这块碑残损太过,三个篆字上下的其它字已经无法得见,所以不能看到这块碑整体的篆书风貌了。左右两侧的楷书,其风格颇似杨粲墓志铭上的楷书。另一块残碑发现于女室之中,两端残去,仍然是三行刻字,左右两侧楷书分别为“嗣孙武功”、“太岁辛亥”,中间是三个小篆“有宋赠”(图12 杨粲墓女室残碑),这三个篆字,和“赠武节”三字一样,也是以阴刻的双线钩成。无论篆书和楷书的书法风格,均与男室发现的那块残碑颇为相似,笔者以为可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 杨粲墓女室残碑 除了杨粲墓石刻以外,还有在黔北发现的宋代其它墓葬,如遵义赵家坝宋墓出土的“演乐图”、“备宴图”石刻,也是可圈可点之作。这两块浅浮雕与其它地区出土的类似佳品相比都毫不逊色。它们分别置于一座双室墓右室后间的左右壁上,浮雕浅到趋近线刻,前者表现台楼中的八位乐伎,挽高髻,穿宽袖衣和长摺群,衣袖飘洒,她们或执幡,或怀抱琵琶,或横吹竹笛,一幅演乐场景(图13 “演乐图”石刻)。后者刻划在堂前备宴的人们,有拿酒壶的,有捧杯盘的,有端着菜肴的,亦有在一旁恭立待命的(图14 “备宴图”石刻)。 “演乐图”石刻 “备宴图”石刻 由这两块浮雕,引发我们联想到原在龙门石窟,后流落至美国的“帝后礼佛图”石刻。两块分别以刻划北魏孝文帝与文昭皇后为中心的礼佛行进队伍浅浮雕。构图严谨,人物普遍着宽袍大袖,衣纹线条疏密有致,流畅自如,从对他们之间所处的位置及仪态的刻划上,分出主次关系,突破了有些雕刻或绘画,以增大形象来凸显主角的手法,把前后簇拥,和谐有序的行进队列和肃穆的气氛,以及人对佛的虔诚都表现得十分到位。两处石雕有不少的相似之处,都着重表现图面中的人物关系,在雕塑艺术中被称为“薄肉雕”的浅浮雕语言均得以充分地运用,以这种厚度相差极小的雕凿技巧把显得繁复的场景制作得丝毫不显纷乱,足见这两处雕刻作者的高超技艺。虽然反映的内容有异,但都从特定侧面反映了古代上层社会的生活。 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志盖 《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志盖上的篆字,书写者是李时华(图16 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志盖)。李时华,字芳麓,贵阳人。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成为举人。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任过御史,为人耿介,不畏权贵,敢于上书直言。(见《贵州通志·人物志》)在《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的志盖上,李时华书写了共十三个篆字“明故敕赠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这个“胡太孺人”就是明末贵州最有名的大书画家杨龙友的祖母,这十三个篆字写得颇具特点,字的造型,不是给予观者一种端正凝练的感觉,而是显得优美娴熟,那书写笔画的线条畅美流动,倾斜弯曲,有一种柔美的姿态。 杨母胡太孺人墓志铭志盖 三、特点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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