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

上一页
1/141页 共4196

邵局乎 搅局乎?《宋元官窑假设与求证》求证之五

时间:2018/10/21 文章来源:新浪收藏

  文:舒晓明

  假如说北宋官是“挖不出”的话,那南宋官窑则是“挖不完”。

  官窑、内窑、新窑、续窑、乌泥窑、余姚窑、旧越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大窑窑址、金村窑址、慈溪寺龙口窑址、低岭头窑址、杭州郊坛下窑址、卷烟厂窑址、老虎洞窑址、绍兴元年烧造、绍兴四年烧造、绍兴十三年烧造、绍兴十六年烧造、“大宋国浙”铭文、“已亥岁”铭文、“庚子修内司窑”铭文、“甲子”铭文、“大元国口六年”铭文、乾道临安志、淳佑临安志、咸淳临安志。30个词组,犹如30个硬邦邦谁也绕不过的铁桩,形成了南宋官窑研究的迷宫。

  建炎元年(1127年)至德祐二年(1276年)南宋共149年。历史只给了人们短短的149年,实际上连这都没有,每一个研究者都知道重点在“绍兴年间”,而重中之重在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仅仅十九年时间。若想在这短短的时段内将这30个词组安排得妥妥帖帖,众人心服口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范梦园先生说:“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对于宋代官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研究和实践中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对于宋代官窑的全貌仍然是雾里看花,还需要我们寻找出更多的文献和实物线索。并对现有的资料进一步整合分析。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真正揭开宋代官窑的神秘面纱的”。

  时间与空间是绝对概念,是存在的基本属性。一个连起始烧造时间与终结烧造时间都说不清的窑址能被确认吗?一个刻着南宋一朝从没有过的称谓打着“庚子”铭印的荡箍能作为南宋官窑的证据吗?

  面纱没有揭开,雾霾依旧重重。

  有些言论令笔者感到震惊。“在老虎洞窑发现的十几年中,各方面专家和学者该肯定探讨和该研究的事都已经做了。现在再不承认这一窑场是修内司官窑,笔者基本上已无话可说了”。“个别人对已经定论的科学结论提出疑义,是哗众取宠”。

  笔者以为,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的哗众取宠之徒正是持此言论者。故此失彼,摁倒葫芦起了瓢;前面孔雀开屏,后面露着屁股;正是这些人的理论的最大特点。

  凡初入南宋官窑门槛的研究者,必会看到以下三条路标式的史料:

  一、《永乐大典》引《容斋笔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官者主之,人乎为邵局,今浑仪礼器中,犹铸邵名,礼乐之器,兼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

  二、《负暄杂录》、《坦斋笔衡》共同载有“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

  三、 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宋绍兴中,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之,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百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故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

  三条史料引出三个问题:一、绍兴中修礼乐是为了粉饰太平吗?二、修礼乐之主持人到底是赵构呢还是秦桧呢?三、“人呼为邵局”、“号邵局”、“谓之邵局”,邵局果然存在吗?

  目前国内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是为了粉饰太平,是秦桧干的,邵局确实存在。笔者以为这种答案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绍兴中修礼乐完全是赵构一人力主并操持,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复兴三代礼制,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行为。秦桧只不过是众多符合者之一。邵局根本不存在,是受秦桧迫害的一些人,为了报复秦桧而刻意散布的一种说辞而已。

  主观不等于客观,感情不能代替事实。

  秦桧有罪,罪不在此。洪迈所言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报复行为,但是一种偏颇的失实言论。

  绍兴九年(1139年)高宗曰:“以渡江以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诏东京留守司搜访郊庙礼器来上”。高宗曰:“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制,虽微有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绍兴十年(1140年)高宗曰:“近世礼器不合古制,如聂崇义三礼图极可笑。俟兵事稍定,当讲论改造”。绍兴十年(1140年)。。。。。。上曰:“朕尝考三代礼器皆有深意,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造,渐令复古”。宋史载:“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

  绍兴八年签订“绍兴合约”,宗弼撕毁和议,大举南下犯宋。高宗正是在此战事正酣背景下讲的这番话。这番话并非是信口开河即兴之语,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深思熟虑后的政治宣言。高宗提到“聂崇义”,(此公上文有提到,为北宋复古思潮的主要批判对象)。高宗提到“三代礼器,皆有深义”这是北宋大儒李公麟、吕大临的观点。吕大临讲:“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李公麟讲:“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诫,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

  “周礼不禀,其何能国?”这是赵构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治国方略。

  秦桧(1090年——1155年)江宁(今南京)人。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职。南宋官至左相,封太师,魏国公。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病死,加封申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被削去王爵,改谥谬丑,后又恢复原封谥。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四一八五“绍兴元年二月十一日,礼部尚书秦桧等言,明堂之理尚或可举,然而事大体重,更乞博采群议,审择其中”。

  《宋史》卷一零一“志”第五四“明堂”高宗绍兴元年礼部尚书秦桧等言:“国朝冬祀大礼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余员,今卤簿、仪仗、祭器法物散失殆尽,不可悉行。宗庙行礼,又不可及天地。明堂之礼,可举而行,乞诏有司讨论以闻”。

  《续修四库全书》本,册八二二页三八,朱熹曰“。。。。。。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秦桧:实为礼制局)铸造礼器。。。。。。”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载:“绍兴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上御射殿,宰执进呈礼器。宰臣秦桧曰:‘考古制度极精致’”。

  从以上史料看不到秦桧有任何不妥的言语,相反觉得此人思维缜密,做事精明。

  邵谔事迹编年

  (以下史料辑自刘未著《邵谔、王晋锡与修内司窑》)

  绍兴元年(1133年):任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御药院参与校勘《乾象通鉴》。《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八七载。

  绍兴二年(1132年):干办御药院主管嘉国懿康惠徽夫人朱氏葬事。《中兴礼书》卷二九七载。

  绍兴三年(1133年):干办御药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载。

  绍兴四年(1134年):干办御药院。《中兴礼书》卷六〇载。

  绍兴五年(1135年):主管讲筵所、提点资善堂。《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之四载。

  绍兴六年(1136年):武经大夫、带御器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六载。

  绍兴九年(1139年):带御器械主管庆国柔懿淑美保慈夫人吴氏葬事,修盖皇太后殿宇门廊等了毕转行遥郡刺史。《中兴礼书》卷二九七。《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六载。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入内内侍省押班主管勅葬婉仪张氏、制造车辂仪仗景福殿使、奉国军承宣使为延福官使。《中兴礼书》卷二九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六,《宋会要辑稿》舆服一之二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载。

  绍兴十三年(1143年):入内内侍省押班作车辂仗卫毕工,制造中宫袆衣礼服等。《中兴礼书》卷一八八载。

  绍兴十四年(1144年):专主制造浑仪。《宋史》卷八一《律厉志》一四载。

  绍兴十八年(1148年):宁海军承宣使、提举祐神观换造祭歌玉磬。《中兴礼书》卷一四载。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宁海军承宣使、提举祐神观、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实封二百户。邵谔提举天文书《乙己占》校订。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三页98。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罢职。《宋会要辑稿》运历之一八载。

  刘未认为邵谔的实职应是押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正月癸卯 尚书省户部尚书张澄、入内内侍省都知邵谔并进秩一等,以车辂仗卫毕工故也。”之记载有误。笔者赞同刘先生看法。

  据李民举《宋官窑论稿》讲:“邵谔生年已不可考,《宋会辑稿》仪制一三之四载,乾道八年正月邵谔被追赠为‘宁武军节度使’,则卒年不晚于乾道八年”。(1172年。)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十三、一四引《神宗正史·职官志》云:“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从五品;都知、副都知、押班,并正六品;内东西头供奉官,从八品;殿头、高品,并正九品;高班、黄门、内品,并从九品。无定员。都知、押班掌禁中供奉之事······押班以上秩高者,加昭宣、宣政、宣庆、景福殿、延福宫使,领刺史至观察留后止。其要近职任则章善阁、延福宫,迁后苑,次龙图天章宝文阁、东门司、御药院,乃除带御器械或押班,而迁除皆检勘上枢密院。”

  邵谔之品位为正六品,官职为入内内侍省押班。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浑天仪,古器也。旧京凡四座,每座约用铜二万斤。至道仪在测验浑仪所,皇祐仪在翰林天文局,熙宁仪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仪在合台。绍兴三年,工部员外郎晋陵袁正功献浑天仪木样,命有司制之,太史局请折半制造,计用铜八千四百馀斤。诏工部侍郎提举,後以巡幸不克成。时资州龙水县士人张大橶以木为盖天,言可备军幕中候验。七年汞,席大光为制置大使,献诸朝。其後,上在容中自作浑仪,然制差小。十四年四月,逐命有司制之,内侍邵谔领其事,久之乃成。三十二年,以授太史局焉”。

  浑象是一种表现天体运动的演示仪器,类似现代的天球仪,是一种可绕轴转动的刻画有星宿、赤道、黄道、恒隐圈、恒显圈等的圆球,浑象主要用于象征天球的运动,表演天象的变化。

  浑天仪是浑仪和浑象的总称。浑天仪浑仪是测量天体球面坐标的一种仪器,而浑象是古代用来演示天象的仪表。它们是我国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制的。西方的浑天仪最早由埃拉托色尼于公元前255年发明。葡萄牙国旗上画有浑仪,自马努埃一世起浑天仪成为该国之象征。

  浑天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宇宙理论,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鸡中黄”,天内充满了水,天靠气支撑着,地则浮在水面上。浑仪和浑象是反映浑天说的仪器,即是“物化”和“浑天说”。

  浑仪是一观测仪器,内有窥管,亦称望管,用以测定昏、旦和夜半中星以及天体的赤道坐标,也能测定天体的黄道经度和地平坐标。浑仪由早期四游仪和赤道环组成。从汉代到北宋浑仪增加了黄道环、地平环、子午环、六合仪、白道环、内赤道环、赤经环等。北宋的沈括取消白道环、改变一些环的位置。元代郭守敬取消了黄道环,并把原有的浑仪分为两个独立的仪器:简仪和立运仪。中国现存最早的浑天仪制造于明朝,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宋史》卷八十一《律历志。十四》:“绍兴十四年,太史局请制浑仪。。。。。。高宗曰:此阙典也,朕已就宫中制造,范制虽小,可用窥测,日以晷度,夜以枢星为则,非久降出,第当广其尺寸尔。于是命桧提举。时内侍邵谔善运司,专令主之,累年方成”。

  《宋会要辑稿》运历二之一八载:“绍兴十四年。。。。。。至是,命秦桧提举修制,其后委内侍邵谔主之。后浑仪虽成,至绍兴三十三年谔亦罢职,遂以浑仪付太史局设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有四年四月丙戌:“命太师秦桧提举制造混仪,诏有司求苏颂遗法来上,上谓桧曰:宫中已制成小范,可以窥测,日以晷度,夜以枢星为则,。。。。。。逐命内侍邵谔专主其事”。

  三条权威史料,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件事,没有矛盾,相互补充印证,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至于邵谔“提举后苑”则更是无史料支持之说。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一四引《哲宗正史·职官志》载:“后苑勾当官无定员。后苑造作所监官三人。后苑勾当官掌苑囿、池沼、台殿种艺碓饰,以备游幸。造作所掌造禁中服用之物”。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一载:“(绍兴二年闰四月)丁酉,罢后苑作,惟留老工数人,作弓铠以为武备”。

  “邵局”一局,在南宋绍兴年间的正式编制中并不存在。负责礼乐制作一事的正式机构为“礼器局”。观邵谔一生,隶人时少,被隶时多。办了三場丧事,陪太子读书,绍兴九年给皇太后搞装修,是个优秀后勤人员。绍兴十三年给皇帝造车辂时,前面还有尚书、侍郎管着。绍兴十四年秦桧给派了个“大活儿”,一直干到退休。“累年方成”。后浑仪虽成,至绍兴三十二年谔亦罢职,逐以浑仪付太史局设焉。

  “只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没错,主什么呢?主浑天仪制作,一干就是十八年,其他什么都没主。“隶”的,就是那几个铸工。

  《容斋笔记》言:“今浑仪礼器中,犹铸邵名。。。。。。”

  《研北杂志》言:“故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

  上文的“故” 字在此处为连词,当“所以”讲。因为“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邵谔主之”“百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所以“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这个提法荒诞离奇,属无稽之谈。

  漆侠先生在《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史》700页指出:

  为检验器物制作的好坏,每件器物上都写(或刻)上自己的名字(《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一四。)。这在前代即已如此,铜器上刻上工匠长老的名字,由此保证产品的质量。这是一项保证产品质量的好办法。技术高明的工匠是采用了这项考察办法而得到提升到。如熙宁六年,军器监“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长编》卷二六八,熙宁六年十二月壬辰记事。)。南宋也同样采用这种考察办法,绍兴四年令御前军器所“开具精巧之人,取众推伏,次第试验,保明提举所审验旋,内第二等人匠升作第一等,第三等升作第二等,仍支本等请受”,同时还规定“今后每年一次,依此”办理(《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六至七。)。绍兴九年御前军器所“器甲工匠王成等二十五人,已及十年工课,并给趁办,可依本所实该(核?)二年作家、甲头例,各与转一资”(《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八。)。有奖就有罚,有升也就有降,对于“老弱不堪工作之人”,也进行拣退,“庶免冒占人数,虚支请受”(《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一〇)。

  漆侠先生在同文833页指出:

  唐代以前,就在产品上题上制作工匠的名字,以考核工匠的优劣。例如,制造弓箭、长刀之类的武器,“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凡营造军器,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 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使消费者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而评定其优劣,并根据镌题的名字而考核工匠的能力,这是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的一项好办法。宋代继承了这项做法,如前面曾引证《庆元条法事类》的记载,“诸买纳金、银、铜、铅、锡,皆铸为铤,各镌斤重,专典姓名,监官押字,铜、铅、锡仍镌炉户姓名”(《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七。),即可证明。又如宋代刊书无不雕上刻工的姓名,以及刊印是书书肆的堂号;笔、墨等也刻制工匠的姓名和堂号,借以对是项产品负责。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产品的规格,而且也体现了生产者的高尚的职业道德。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铜制仪器上刻名字是当时的一种惯例,主要是出于“责任制”的需要,与“秦桧”、“邵局”云云根本毫无干系。纯属胡拉硬拽,风马牛不相及。

  邵谔一生的仕途可算顺利,但其皇家机关事务管理,伺候皇帝日常生活服务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绍兴十六年是礼器局烧造南宋官窑也就是“内窑”、“修内司窑”的年份,此时的邵谔正为浑天仪的制作忙得昏天黑地找不着北的时候,那里有闲暇去掺和烧窑之事呢?可以断言,邵谔与“修内司窑”没有丝毫的干系。

  基于以上史料可以清楚的看出:绍兴年间修礼乐的主持人是赵构,而不是秦桧;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恢复周礼,巩固皇权。赵构的愧疚之心也是动力之一,因为这凝聚了数代君臣心血由其父亲亲自制造的礼器皆毁于其手。赵构,秦桧,邵谔之间的关系为正常的工作关系,并无苟且之事。赵构让秦桧负责浑天仪的放大制作,秦桧自己不会做,找来“善运思”的邵谔来具体制作,作为下级的邵谔也不得不做。“邵局”一说,更是没有一条官方史料支持,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单位。

  既然事实如此,那么洪迈、叶寘、陆友的言论又是从何而来呢?

  洪迈字景庐,洪皓第三子。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第,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御史汪勃弹劾洪迈知道其父亲有反叛之谋,于是被贬出,任福州教授。

  其父洪皓(1088年至1155年)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被扣留在荒漠十五年,坚贞不屈,艰苦备尝,全节而归。

  高宗曰:“爱卿出使金国,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归国后不久便与秦桧在政见上发生分歧,诸多事情上与秦桧的意见恰恰相反。

  洪皓久处北方,知道不少秦桧远在北方的底细,例如秦桧曾随宗翰围攻楚州,起草过劝降的檄文。秦桧回朝后,一直隐瞒此事不欲人知。洪皓曾听当时随军的室捻谈过,现在看了秦桧的种种表现很不以为然,便联想到这件事。于是有一次便故意对秦桧说:“还记得室捻这个人吗?我回国时,他托我向你问好”。秦桧听后脸色以下变得通红,再也忍不住了。就在发生此事的次日,侍御史李文会即上疏奏称:“洪皓过去与奸臣朱勔的关系密切,改官不由正道。出使是逃避罪责,无所成就。回朝后又贪恋高官厚禄,不肯回家省母。这种人若让其久在朝中任职,必然生出许多事端,不如让他到外地做官为好”。秦桧见到此奏折如获至宝,也不核查是否符合事实,便立即进呈,而且还加油加醋地说洪皓在金国时与投敌的宇文虚中关系也很好,怀有二心。高宗信以为真,说道:“人臣事君,不可二心。若有二心,罪在不赦”。当即同意将洪皓贬黜,出知饶州。时在九月十日,距洪皓回朝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呢!

  洪皓出知饶州还不到一年,又发生了“白锷指斥案”。绍兴十四年六月,江浙闽等地发生大水,衢、信、处、婺等州,百姓溺死甚众。建州,洪水冒城而入,公私房屋尽毁,死者数千人。面对这样大的天灾,临安城中的官员们自然会议论纷纷,对现实政治不满的人更会按照传统观念,把天灾的出现归咎于宰相的错误。韦太后身边的中官右武大夫白锷,自持是从北方归来的亲信,对秦桧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便趁此扬言:“这是宰执寻私,协理乖缪;洪皓名闻中外,但却摒而不用,上天在示警惩罚啊”。秦桧知道后,立即派人把白锷抓了起来投入大理寺的监狱。审讯中,又发现白锷的馆客张伯麟曾在太学的墙壁上题词:“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的父亲吗?”含沙射影,心怀叵测,也逮捕下狱。还发现张伯麟曾问:“朝廷为什么把廉访使这个官职撤销了?”白锷回答说:“任用内奸作耳目,是太祖太宗立下的制度,今上恐怕不知道吧”就这样牵连比附,终于以“指斥”罪名定案。白锷于六月十六日被罢官,刺面发配万安军(今广东万宁)。白锷既然有罪,被他赞道的洪皓也就岌岌可危了。果然,六月十七日便有人奏称:“洪皓与白锷是刎颈之交,所以要更相称誉,诳惑众听”。其实,他们二人并无私交,白锷只不过跟随韦太后在北方,听到过洪皓的言行,回朝后不满秦桧的专横而已。但这时有理说不清,根本没有人去核查事实。洪皓也就无缘无故地被罢官回家,只领提举江州太平观的生活费。

  绍兴十七年五月,洪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他从饶州卸任后即回家闲居,因家在鄱阳,鄱阳又是饶州的首县。新任的知州王洋前往拜访,为其修舍,解决生活方面的某些困难。此事马上被通判李勤抓住为挤走王洋的好材料,硬说他们二人在一起说了许多“欺世飞语”,不满现实的话。侍御史余尧弼知道后又加以发挥,奏称:洪皓“造为不根之言,簧鼓众听,几以动摇国是”。虽然并未举出什么“欺世”、“不根”的具体内容,但“动摇国是”这个罪名确实够大的。于是,洪皓进一步遭到厄运,“责授”团练副使,贬往英州安置。

  英州,治所在广东的英德。位于岭南,远离中央,开发较迟。当时,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常常作为犯人充军的蛮荒之地。洪皓这时已是六十岁的老人,竟然不容于朝中执政的当权派,屡遭迫害,强制离开家乡去接受惩罚。

  绍兴二十五年六月,奸相秦桧病入膏肓,即将不起,社会舆论稍有开放,过去被秦桧处理的一些冤假错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洪皓这个被无辜流放蛮荒已达九年的有功之臣,终于经人提议稍加宽贷,准予内迁。复官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袁州居住。

  洪皓接到内迁的诏令后,便离开居住了九年的英州,向袁州走去。袁州,即江西境内宜春,距英州约一千五百里。洪皓这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翁,经受九年监管生活的折磨,身体极其虚弱,要走完这一千多里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走出英州毕竟是走向希望,走向家乡。不走将老死他乡,更会死不瞑目。比较起来还是走好。于是,洪皓拖着病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向北方走去。约走了一百五十里,勉强到达韶关;再走二百里,到达南雄便实在走不动了,病困旅途,缺医少药,拖到十二月一日终与世长辞。

  洪皓去世的次日,把持朝政的秦桧也死了。

  对于洪迈来讲,秦桧是将其父迫害致死的罪魁祸首,这是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对于高宗,洪迈内心深处也不会有什么好感,碍于君臣关系,只不过是不便说出口而已。

  在禅位仪式上,高宗面对群臣说:“朕做皇帝的时候失德处很多,多亏大家帮忙遮掩”。这说明高宗心里是有愧的。

  负责礼乐器物制造的礼器局最高负责人段拂亦受到秦桧迫害。绍兴十七年上任参政知事,(副相级别)绍兴十八年即被免职。《宋史演义》载:“鼎(赵鼎原为秦桧上司。居相位。后遭秦桧排挤。)既殁,远近銜悲。参政段拂闻讣叹息,为桧所闻,竞降拂为资政殿大学士,旋且褫职,谪居兴国军”。仅仅因为对自己政敌的逝世表示叹息,秦桧就下毒手除掉。气焰嚣张,心肠之恶劣可见一斑。你这样去迫害别人,别人就不会报复你吗?

  洪迈之《容斋随笔》成书于淳熙七年,(1180年)后又陆续写了二十二年。此时已是孝宗朝。赵奋上台后,为岳飞平反,并对秦桧势力进行了清肃,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种反抗报复手段,即使洪迈不写也会有别人写。此种言论应当在孝宗朝已形成。

  此说作为一家之言,对于绍兴年间修礼乐的不同看法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史料的陈述,未免有些偏颇与不符史实之嫌。

  洪迈当为此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叶寘为二传,陆友为三传手,后面的转手越发多矣。传到清代就成了“宋大观年间命阉官专督,故名修内司”。此时老鼠已经传成大象了,这是最离谱的说法。此种说法作为泄愤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是史实;对于南宋官窑的研究,“邵局”只起到了搅局的作用,使很多人偏离了真相,误入了错误的迷途之中。秦桧有罪,罪不在此;洪皓有识,此处为虚。洪迈的“邵局说”严重干扰了南宋官窑的研究方向,使人们陷入一个虚构的泥沼当中不得自拔,乱上添乱。

  疑点:

  李民举先生《宋官窑论稿》一文指出:“按此条不载于今本容斋笔记”。

  笔者手中版本是北京燕山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容斋笔记》,该版出版说明称:“本部容斋笔记,参考了宋元以来国内众多的珍本、善本进行点校,并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众多文史专家亲自执笔撰写译文,编撰精良,权威可泣”。 笔者遍查几次也未查到有《永乐大典》(残卷)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一,邵局(条)下《容斋笔记》:“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姓名。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

  (容斋笔记是洪迈随笔之总称)

  假如洪迈其它著作(《夷坚志》、《野处类稿》、《糖霜话》、《俗考》等书)中仍无此段论述的话,那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待查。

  2018年5月于北京陶醺斋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专家)

  求证四《北宋官窑传世古物寻觅》将于12月下旬纸媒发表。

 

版权与免责声明:

【声明】本文转载自其它网络媒体,版权归原网站及作者所有;本站发表之图文,均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大众鉴赏目的,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发现有涉嫌抄袭或不良信息内容,请您告知(电话:17712620144,QQ:476944718,邮件:476944718@qq.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   
邵局乎 搅局乎?《宋元官窑假设与求证》求证之五-鉴赏收藏-中国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