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绣

祯彩堂缂丝《吴湖帆荷花》

　　如果用俗语来解说的话，刺绣是“锦上添花”，缂丝则是“无中生有”。中国刺绣的创意据称来自原始人“断发文身”的习俗，最早出现于上古的舜帝时期；缂丝技艺源于缂毛技艺，是从古代埃及一路东传的舶来品，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缂丝出土品是一件唐朝舞俑腰带。

　　由缂丝和刺绣技艺创作的织绣画，是书画艺术与织绣技艺的完美结合，其技艺的最高峰出现在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

　　一画一缂追求完美的宋缂丝

　　虽说缂丝是具有外来血统的织造技艺，而且最初的传播中心也是以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北方地区为主。但是从文字上为这种技艺进行定义的，偏偏是苏州人。

　　在成书于南朝梁大同九年（543年）的《玉篇》中，苏州大才子顾野王写道：“缂，紩也，织纬也”。“织纬”二字即已明确指出了这种技艺最根本的特点———通经断纬，即先把生蚕丝作为经线固定于织机的经轴上，然后用彩色熟丝作为纬线用梭子来回挖织出各种纹饰与图案。从这个工艺流程来看，与在现成织物上进行再加工的刺绣比起来，缂丝就可以算是“无中生有”了。

　　缂丝制品最初的用途大多是衣服上的高档饰品。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和西夏统治的时期，缂丝品甚至成为辽代皇帝送给宋朝皇帝的礼物。随着技艺的提高，仅仅是丝线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者的追求了，在一些辽代古墓中，人们发现了加入金线缂织的佩巾、软靴、高翅帽。

　　治国乏策、文化大观的北宋皇室对缂丝从日常用品到高档艺术品的转型升级，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北宋政府专门设立了“克丝作”来生产缂丝品，其产品比较多的用途仍然是承袭了源于唐朝开元年间的“包首锦”———这是相当珍贵的书画才能使用的高档包装。渐渐地，充满了想象力的缂丝艺人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感觉到缂丝怎么能仅仅用作书画的点缀与包装呢？何不试试用手中的小梭子来代替书画家的毛笔，把美丽的图画织成美丽的缂丝？

　　没有很明确的资料证实，文艺天子宋徽宗赵佶在北宋缂丝的转型升级中有过哪些具体的指示和要求，但是在保存至今的罕见的北宋缂丝品中，《花鸟册方轴》、《花鸟图册页》、《木槿花卉图册页》这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其原稿的作者正是此位文艺天子。赵佶的绘画作品以花鸟写生类见长，观察入微的他尤擅表现鸟与花、鸟与虫的“对话”场景，因此他的画作构图十分精巧，线条洗练写实，色彩淡雅端庄，非常适合缂丝的表现。

　　从赵佶开始，两宋缂丝就奠定了以精致的花鸟画为主流题材的特色；并且，从最后的呈现来看，追求完美的艺人们在缂丝的表现力方面，超越了宣纸上的原作，将缂丝打造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当时甚至有一张名画配一张缂丝的说法。南宋定都临安后，大批手工艺人在苏杭一带定居下来，缂丝技艺在江南，似乎更加如鱼得水，出现了两位顶级名家朱克柔与沈子蕃。

　　与其他众多手工艺人稍有区别的是，朱克柔与沈子蕃因为技艺已达顶峰而在精心之作上留下了自己的名款。但是，他们的生卒年代、从艺简历等俱不可考。文徵明的曾孙文从简在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册页》上写下了一段题跋：“朱克柔，云间人，宋思陵时以女红行世。人物、树石、花鸟，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流传至今，尤成罕购。此尺帧古澹清雅，有胜国诸名家风韵，洗去脂粉，至于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

　　这段话中，有两个重要信息值得关注：一，文从简认为他自己生活的明朝中后期的缂丝制作技艺，不如南宋；二，以朱克柔作品为代表的两宋精品缂丝，早在文从简之时，就是罕见的收藏品。

　　织绣技艺的复兴之地：苏州

　　马上得天下的元朝对文化的蔑视导致了自身的短命，众多艺术在162年的元朝享国期间，出现了衰落和倒退，这对于没有进入教育体系，严重依赖艺人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缂丝就曾面临过这样的境况。研究者们发现，元朝的缂丝作品在细节上已经不那么讲求了，两宋艺人们用有限的色线在有限的尺寸之间，着力重现、甚至是超越原作的努力被无奈地放弃。到了明朝，费时费力精工细作的缂丝技艺被提倡简单生活的朱元璋视为“淫巧”，结果“禁之”。

　　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后，国力渐盛的明朝从皇室到民间，开始进入向往奢华绮丽生活的氛围。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缂丝技艺的复兴是由苏州开始的，在《江南通志》一九五卷中，有一个记载，说明英宗正统年间，内廷太监牟良是个知书懂礼的好人，当时苏州有人带来了一些刻丝（即缂丝）送给他，在皇帝身边见多识广的牟良非常惊奇：“这是紫禁城里没有过的东西呀，要是让上边（应该是指皇帝吧）知道了有这般精美的东西，那你们苏州的老百姓可要麻烦了。”于是知书懂礼的牟良“却其所献”。但是估计牟良的善良和好意，只是稍稍拖了一下后腿，内廷不久就应该知道了苏州又可以大量生产精美的缂丝了。与牟良同时代的王琦在他的《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特别提到了缂丝和漆器这两门技艺，从宋朝以来已经失传很久了，可是在今天的苏州这些技艺又都恢复、发展得很精妙了。

　　缂丝技艺能在苏州全面复兴，原因不外乎三。首先，南宋以来，苏州就是缂丝技艺最鼎盛之地，有传承基础。其次，明朝中叶开始，苏州已是事实上富甲天下的第一重镇，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催生出消费者和艺人们最大限度的购买力和生产力，费时费工的缂丝难不倒苏州人。最后，以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为宗师的吴门画派的崛起，为缂丝艺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创作蓝本。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缂丝再度成为丝织品的首领品种。

　　吴门缂丝艺术：挑战与突破

　　有记录的吴门缂丝良工有吴圻、朱良栋等，他们的画稿多选自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佳作，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缂丝《沈周蟠桃仙图》上，就有一个小小的名章：“吴门吴圻制”。

　　在两宋时期，大部分缂丝是以花鸟画为蓝本的，因为织绣画最重要的一个工艺特点，就是以色泽表现取胜，花鸟画非常符合这个特点，而直线条较多、又强调水墨在宣纸上渲染效果的山水画，对于缂丝艺人而言，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挑战。

　　不过，这个挑战在明朝苏州缂丝艺人的手中，得到了极好的回应，经典的范例就是收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缂丝《仇英水阁鸣琴图轴》。由于稿本绘制得非常精细，缂丝艺人采用了一种非常灵活的表现手法再现了这张精彩的作品：山石、树木、楼阁、窗户和水纹的轮廓线以及人物衣纹全是缂织而成，瀑布和亭台楼阁则织、绘结合，人的头发和五官以及两棵大树则采用毛笔补绘。织、画并用的技法似乎与原汁原味的纯缂织要求不那么吻合，但是却大大突破了缂丝画的表现题材，从这门技艺和产品的角度来讲，也算是符合了市场需求吧。

　　前述《沈周蟠桃仙图》也有一个精妙之处，吴圻在缂织其中的仙人时，人物开相全部是用缂织手法，没有一处毛笔帮忙，这是其人技艺远高时人而获称名家的根本所在。

　　高档艺术品之外，缂丝的日常用途也开始恢复。最大的订单应该来自北京紫禁城中，从皇帝的龙袍衮服到后宫妃嫔们的各类日用品，还有朝堂上官员等级象征的标志———官补，全是缂丝品。

　　万历皇帝定陵出土的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其经线直径仅0.04毫米，经密每厘米22根；纬线直径0.035毫米，纬密每厘米100根。在宫黄色的织地上用28种色线配色，加上金线和孔雀羽毛线共30种颜色。据史料记载，因为是皇帝在最隆重场合穿用的礼服，所以衮服纹样复杂，设计壮伟，织造要求严格，一衣制成需10年之久！———是否皇帝为一件正装可以耐心等待那么长时间，如今很难确认，但是后来由苏州刺绣研究所复制的这件缂丝衮服用工多达3600个，却是事实。

　　旧时经典能否再现？

　　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为国宝级的文物静静地收藏在恒温、恒湿的博物馆地库中。今天的苏州仍然是缂丝这一“非遗”技艺唯一的设计、生产集聚区。

　　曾经耗时三年修复、复制明代缂丝精品《群仙祝寿图》的苏州祯彩堂的艺人们，终于有机会发现、研究明代缂丝制作技艺的一些特点。“明朝时只能使用植物或矿物染料处理的丝线在色泽变化上是非常有限的。受到这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作品的色泽分段过于明显，视觉上有一定的跳跃感。但是当时的艺人们也用了很多聪明的技法来弥补这种局限，在一些须发、提篮的局部细节上，表现得更有立体感。”———在有限的条件下，无限发挥人的智慧，是这些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尊重、致敬和学习的价值。

　　在吴门书画艺术仍然活跃的当下，缂丝能否再现织绣丹青的当代神韵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艺人要有相当的美术修养和功底，能读懂画意；其次艺人对缂丝技艺必须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画作上的一笔如何表现出来，需要艺人用手中的小梭子“打组合拳”，一点一点地分解原作、表现原作，最后才能超越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