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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晨光本”

　　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是使其最终确定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藉此重新发现老舍，老舍也因而奠定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

《骆驼祥子》“人间书屋版”

《骆驼祥子》，长春大成书局版

《骆驼祥子》日译本，竹中伸译

　　《骆驼祥子》于1936年在《宇宙风》半月刊上首次面世以来，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不同版本与语种面世，不但成为享誉世界的名著，也因之版本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以该书1949年之前的中文版本为考察主题，后世读者与研究者均已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笔者在此不揣陋简，谨就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版本相关问题，结合新近所见所得，做一番简要回顾与评述。

　　回顾《骆驼祥子》的首版，是在《宇宙风》上的“连载版”，从第25期（1936年9月）至第48期（1937年10月）载完，共24章，每期一章。按照“连载版”的印行时间来计算，《骆驼祥子》应该是在1936—1937年间陆续写作并面市的，距今已80余年。

　　而目前已知最早的《骆驼祥子》单行本，乃1939年3月初版的“人间书屋版”。这是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刷、人间书屋发行的版本。这个版本于1939年6月即再版，1940年2月三版，8月出至四版。1940年2月三版时，书后版权页上印有“发行者：陶亢德”，这说明原《宇宙风》创办者之一的陶亢德，即是《骆驼祥子》单行本出版印行的推动者。

　　值得一提的是，《骆驼祥子》首发于《宇宙风》第25期，这一期杂志还是《宇宙风》的“周年纪念倍大号”，也是“日本与日本人特辑”的上卷。这一期杂志上名家荟萃，周作人、林语堂、郭沫若、郁达夫、丰子恺等均有文章发表，目录页后开设“作家影像”的图片专页，首发周作人照片及其手迹影印件。

　　此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又于1941年11月在重庆初版《骆驼祥子》，这或即是老舍本人所说“四川印的土纸本”。事实上，文化生活出版社是老舍友人巴金与吴朗西等人所办，《骆驼祥子》正是收入巴金主编的“现代长篇小说丛刊”中得以在该社出版的。该社社址原在上海，抗战期间迁至重庆；抗战胜利之后，该社迁回上海，《骆驼祥子》随之又在上海多次再版。该社于1946年1月，首次将《骆驼祥子》在上海印行，即所谓“沪一版”；1946年5月，又出了“沪二版”；1946年10月，出“沪三版”；1947年3月，出“沪四版”；1948年3月，出“沪五版”；1948年6月，出“沪六版”；1948年10月，出“沪七版”；1949年2月，已出至“沪八版”。

　　笔者曾获见多部“晨光本”《骆驼祥子》，从初版、再版到各版次“改订本”，版权页上均明确写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重庆初版”字样。这曾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骆驼祥子》完稿时间明确是在1937年，而绝非1929年。此处“一九二九”显系印刷错误，但为何多次再版之后，版权页上的这一明显错误始终未予更正？笔者揣测，“一九二九”或为“一九三九”之误，这也间接说明，可能还有一种1939年在重庆初版的《骆驼祥子》存在。那么，老舍本人所说的“四川印的土纸本”，可能就不只一种“文化生活版”，而是还有别的在重庆印行的单行本存在。

　　暂且搁置这个目前无法寻获、只能停留于揣测阶段的“新版本”，再来考察“晨光本”中的老舍自序（1950年4月撰），仍可管窥《骆驼祥子》的版本之繁复。序言中提到了该书流通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多种版本，包括各种外国译本的情况；其中，更有一种作者本人也没看到过的“日译本”。

　　从老舍在自序中提及的各种版本来考察，《骆驼祥子》在其首版问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即风靡全国，并蜚声海外，多种外国文字的译本皆已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显然，这些层出不穷的中文单行本与外文译本，老舍本人不可能全部都看到过，比方说“广州版”与“桂林版”就可能因战火所及，永久销毁掉了。那么，除了这两种作者自己都无法获见的中文版本之外，老舍在自序中特别提到的“在抗战中，此书被译成日文，我没见到”，似乎又是作者在《骆驼祥子》外文译本中比较重视的一种。

　　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获见这部老舍也未能看到的日译本，实为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由新潮社初版发行的竹中伸译本。查阅该书，发现书前还有周作人序言一篇，且全是中文印出的，这就有必要将其纳入《骆驼祥子》中文版本考索的视野中来了。

　　周作人此序写于1942年9月25日，没有编入其自编文集之中，属“集外文”。当时已投身日伪，并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周作人，为日译本《骆驼祥子》所撰序文，或许只是一篇公务应酬之作，但文中观点还是颇为中肯，基本表达了他自己一贯的文学主张与文史眼光。

　　周序中，将《骆驼祥子》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相提并论，充分肯定老舍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