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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一（展出品），出自莫高窟第144号窟五代时期壁画，画像为毗沙门天王子。此画像长期为一喂马槽所掩盖，马槽拆卸后，壁画始全部显现

　　1931年2月，当时的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敦煌劫余录》出版。这部由著名学者陈垣编纂的巨著，一经问世，迅即确立了“敦煌学”这一概念及学术潮流。此书“著录写经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均于检目注明之”，将“今藏北平图书馆，原出敦煌县南四十里之千佛洞”的古代遗书全部检查整理而成。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二（展出品），出自莫高窟第134窟唐代壁画，画像为弹奏凤首一弦琴的伎乐菩萨

《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

　　事实上，继王国维、罗振玉等前辈学者所开拓的敦煌遗书的研究路径之后，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已渐成风气，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而此刻，“敦煌学”之所以因《敦煌劫余录》一书迅即确立，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此书卷首那篇陈寅恪所撰的序言。

　　陈寅恪序，开篇即语“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开篇阐明学术潮流应有之义，随即于第二段即提出了“敦煌学”概念。文中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接下来，陈寅恪还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大研究方向，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陈寅恪此序写于1930年4月，之后迅即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其发表速度甚至比《敦煌劫余录》的出版速度还要快。此序发表之后次年，《敦煌劫余录》方才出版。也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敦煌学”之说有了在学术界两次登场的公开表达，“敦煌学”也因之更深入人心。

　　事实上，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成果，虽然不是完全倾力于敦煌学研究，但确因敦煌学的专题研究屡有创获，且又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将这些研究成果渗透到中国历史各个领域的考察之中，也不乏硕果。譬如，陈寅恪先后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敦煌学专题研究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且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书中也使用了一些敦煌文献。应当说，陈寅恪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

　　上述陈寅恪对“敦煌学”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对陈寅恪其人其学稍有了解，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稍有了解的读者，都已然明了的史实，在此勿须赘言。只是陈寅恪对“敦煌学”这一概念还有一次拈提，已是为《敦煌劫余录》撰序14年后的事了，对这一史事，十分了解、充分领会的人还不算太多。

　　时值抗战末期，1944年1月21日，陈寅恪又再次拈提“敦煌学”，并非是因敦煌遗书的研究又有了什么更为丰硕的成果，这一次是因敦煌壁画的美学价值与艺术地位。

　　原来，著名画家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于1943年回到其故乡——四川，完成了20万字的著作《敦煌石室记》，并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所临摹的敦煌壁画，轰动一时。当时，陈寅恪应邀观展，写了一篇《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的短文，将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艺术，略加阐扬，完成了确证“敦煌学”成立的又一次重要抒写。

　　与张大千“跋涉八千里，历时两年半”的“艺术苦旅”截然不同，当时身在成都的陈寅恪，也曾经历了一场“学术苦旅”。这一场“学术苦旅”始于“七七事变”，始于与其父及其家人的共赴国难。1937年9月，其父陈三立为北平沦陷忧愤绝食而死，陈寅恪为之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当年11月即携眷南徙，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期间闭门治学。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8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12月下旬抵达成都。此时的陈寅恪，与正在成都办展览的张大千，不期而遇——这一次学术与艺术的偶遇，却是敦煌学与敦煌艺术的交相辉映。

　　可以想见，当时右眼失明的陈寅恪，用左眼看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之后，是何等的感触与感慨。他为之写下的观感篇幅极简，原文如此：

　　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之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陈寅恪

　　这篇不足300字的观展感言，刊印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之上，于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印发。时值抗战末期，此次展览虽盛况空前，但毕竟因战事与历史原因，随展印发的这一册特集，能完整保存至今的亦不多见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已再版新版多次的《陈寅恪集》之《讲义及杂稿》一编中，此文题目仍然漏了一个“观”字，而原载时间，也误为1944年4月。

　　70余年后的今天，抚读这一册特集，陈寅恪两提“敦煌学”的史事，翩然纸上，令人感慨莫名。